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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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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927824
逯耀東
東大
2007年5月01日
140.00  元
HK$ 119  







* 叢書系列:逯耀東作品集 糊塗史學論稿
* 規格:平裝 / 488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逯耀東作品集 糊塗史學論稿


[ 尚未分類 ]









  本書為逯耀東教授畢生研治《史記》之心血結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終極目標,《史記》與司馬遷在中國史學上的開創地位、價值、貢獻與影響,可說無人能出其右;然而司馬遷是如何做到的?其時代意義、辛酸委曲與隱微深意,對後人實有莫大啟示,值得深入探討。

  司馬遷身處漢武帝這個變動空前的偉大時代,父子兩代曾任太史、久處權力核心之內,基於其學術養成、太史職責、父親遺命與自我抱負,乃有《史記》的撰作。但在撰寫之際,不幸遭遇李陵之禍,受到現實政治無情的摧殘和壓抑;如何超越現實桎梏,避免觸犯時諱,真實保留歷史記錄,是司馬遷面對的難題與考驗。

  逯教授透過對〈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的深入解讀,以及尋繹史公在《史記》全書中的架構安排、篇章聯繫、撰寫方式及個別紀傳的背後深意,抽絲剝繭,描繪出司馬遷如何藉由《史記》的傳世,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細讀本書,可以看出逯教授治史之深廣與精細。

作者簡介

逯耀東(一九三二 ~ 二○○六)

  江蘇豐縣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獲頒國家文學博士(歷史學)。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史。著有「糊塗齋史學論稿」五種、「糊塗齋文稿」五種。


出版說明
導言:抑鬱與超越
〈太史公自序〉的「拾遺補藝」
「通古今之變」的「今」之開端
武帝封禪與〈封禪書〉
〈匈奴列傳〉的次第問題
對匈奴問題處理的限制
列傳與本紀的關係
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
「巫蠱之禍」與司馬遷絕筆

附錄一:沈剛伯先生論「變」與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
附錄二: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
附錄三:前不見古人


漢武帝時代是一個空前變動的時代。

  漢武帝自建元元年(前140)至後元二年(前87),在位共五十四年。自建元元年(前140)至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任太史前後恰三十年。司馬談卒後,司馬遷繼任太史,至征和二年(前91)〈報安安書〉說:「得待罪輦轂之下二十餘年矣。」武帝崩於後元二年,司馬遷或也在此時前後不久棄世。

  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侍從武帝左右,或從巡幸天下,或侍議中廷,前後經歷了整個漢武帝時代。司馬氏父子因為職務的關係,久處於政治權力結構中心之內,他們雖然不是決策者,卻親歷每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這些重大歷史變動,感受更深。而且記錄與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因此他們感到有責任將這些親歷的歷史變動記錄下來。所以,司馬談臨終對這個願望仍念念不忘,囑託司馬遷他所欲論載的,亦即其個人所經歷的漢武帝時代。其後司馬遷繼承其遺志,「悉論先人所次舊聞」,開始撰寫《史記》,其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其所欲撰寫者,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漢武帝時代。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過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禍」,內心鬱結,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讓後人認為司馬遷在《史記》裡對現實政治「微文刺譏」,因而視《史記》為「謗書」。當然,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將其個人際遇的鬱結,有意或無意融於《史記》中,也是非常可能的。至於「微文刺譏」,誹謗今上,即使他想這樣做,在當時現實的政治環境下,卻是不可能的。不過,《史記》雖非專為司馬遷個人鬱結而發,但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遭受現實政治的壓抑,並且身受其摧殘。如何超越現實的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是司馬遷頗費思量的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司馬遷所創造的紀傳體,成為後世歷史寫作遵循的形式之一。《史記》是由一百六七十個主要人物編織而成,那裡有帝王將相之輩,也有雞鳴狗盜之徒,有慷慨悲歌的義士,也有窮途末路的英雄。這種歷史寫作形式讓後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中國紀傳體是以人為主。事實上,中國的紀傳體本以敘事為主,和編年體一樣,同樣敘述歷史事件發展的過程,以及演變的因果關係,所不同的,編年體是以年繫事,紀傳體則以人繫事而已。司馬遷以孔子的《春秋》為藍圖,創造中國史學的新形式。《史記》的結構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太史公自序〉所謂「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本紀為歷史發展演變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時間縱向貫穿,八書以時間橫向相聯形成一個軸心,世家、列傳輻湊,形成一個向前運行的歷史巨輪。從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體系,互不相關,但事實上各篇間卻有無形的邏輯關聯性。司馬遷融合中國古史寫作的形式,鑄造成中國史學新的版型,並一直影響著中國兩千年史學寫作的形式。

出版說明

  《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是逯耀東先生(1932─2006)的遺著,除〈導言〉外,共收錄論文八篇、附錄三篇。

  逯先生,江蘇省豐縣人。少年時代歷經抗戰與內戰離亂,隨家遷徙。來台後,入嘉義中學,從魯實先先生研讀古文,奠下習史基礎。1953年考入臺大歷史系,得勞榦先生指導。1961年入香港新亞研究所,親受錢穆、牟潤孫、嚴耕望諸先生教言,受益匪淺。畢業後留任助理研究員,繼續深研。1968年,考入臺大歷史系博士班,獲沈剛伯、李玄伯、姚從吾三位先生聯合指導,後受聘任教於臺大及輔大歷史系。1979年受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之聘,在港十四年,除潛研傳統學術與史學外,更關切大陸史學轉變新形勢。1991 年,返臺大任教,至1998年退休,但仍偶至政大及東吳傳授所學。

  逯先生退休後,撰作更勤。自1998年起,東大圖書公司陸續刊印史稿及文稿,目前「糊塗齋史學論稿」已出版四種專著。「糊塗齋文稿」則有文集五種。最近,北京三聯書店更在大陸發行飲食文化散記二種,北京中華書局也再印史學論稿數種。

  逯先生思慮敏捷,才氣縱橫。個性灑脫,重義氣而不拘細節;文筆細緻,發真情而不見造作。不幸於2006年2月遽逝,享年七十有五。本書雖為遺著,但書名的擬定、正文及附錄各篇之收錄,數年前早已由逯先生親自決定,並經日夜修改,即將刊佈,遽爾歸西,至為遺憾。為完成他的心願,李廣健、陳識仁和我三個弟子再對遺稿進行校對、整理。廣健和識仁更合撰「導言」。

  逯先生早歲研治魏晉史學,晚年再上溯太史公史學,順理而成章。早從1985年起,就觸及「太史公曰」對歷史事件的議論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三年後,開始對《史記》各項問題進行系列討論。本書各篇論著發表時間,大半集中在1988年以後。本書?釀於逯先生胸中,既已有年,他也視本書為論述傳統中國史學的封筆之作。因此,刪補本書舊稿成為他在新世紀伊始的重要工作。2003年5月,我開車載送他到台中,途中聆聽他興致高昂地談論構思中的本書序文──〈殘燈〉。逯先生認為〈報任少卿書〉是司馬遷的遺書,是抒發滿腔抑鬱之作,也是自我超越之文。信中?述深幽囹圄、佴之蠶室,交手足、受木索,面對圜牆高掛的「殘燈」,以及後來一字一淚地寫下為何隱忍苟活,正是憂心「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因而終將其「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完成,則司馬遷自稱「償前辱之責」的苦心,也算達成。這是逯先生為本書命名,及擬以〈殘燈〉作為本書序文的原因。可惜,在整理逯先生「糊塗齋」書房時,僅獲〈殘燈〉存稿一頁多,但他對司馬遷、漢武帝二人的深刻描繪,已在濃郁的感性文字中,表露無遺。本來,我有意就記憶所及,補成〈殘燈〉,但恐狗尾續貂,反而不妥。因而與東大圖書公司編輯部決定保存〈殘燈〉稿件書影,期待讀者稍稍瞭解逯先生撰作本書的心境。
2007年1月8日受業黃清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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