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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花前後鏡：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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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81243
			葉嘉瑩
			清華大學
			2007年4月01日
			83.00 元
			HK$ 70.55

詳
細
資
料

* 叢書系列：教育學習
* 規格：平裝 / 272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教育學習

分
類

文學小說 > 中國古典文學 > 詩詞曲賦

同
類
書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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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簡
介

　　在中國古典詩詞領域享譽國際的葉嘉瑩教授，在本書中將詞的美感特質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歌辭之詞」，以唐五代、北宋初年的小令為主；第二類是「詩化之詞」，作者舉了李後主、蘇東坡、辛棄疾的作品為例詳加分析；第三類是「賦化之詞」，即是用勾勒描繪鋪陳來寫詞，而非以直接的感發來抒寫，寫作的手法不同，所顯現出的美感特質也各不相同。

　　作者以其深厚紮實的文學涵養，將中國詞體的美感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給讀者，見解精闢卻又淺顯易懂，喜歡古典詩詞的讀者，不妨隨著作者詩意、典雅的文字，一起領略中國古典詩詞之美。

作者簡介

葉嘉瑩教授

　　才情豔逸，厭飫英華，倘佯於文學堂奧，故詮解文本，率能會通中西，探髓鉤玄，堪稱中國古典詩、詞之道的具體化身。至於其成就之被視為執該領域之牛耳，則早在三十年前業成學界定論。多年來，歷聘臺灣、北美、大陸、東南亞之諸著名學府，興發感動，衣被無垠。現任天津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

序

　　這冊書中所收錄的，是我於2005年元月在天津電視臺所舉辦的一次系列講座的錄音整理稿。當時因為時間、地點及聽眾的種種原因，可以說我所做的只是對於社會大眾的一次普及性的講演，涉及的有關詞學之各方面的問題雖廣，但卻都以簡明淺易之方式出之，未嘗做詳細深入的考辨和論述。但如果只以講題而言，則其所涉及的有關詞史、詞論及個別詞人之風格鑒賞等方面之廣，則實在可以說是有關詞與詞學的一個頗為艱深繁複的大題目。本書中一些看似淺易的論說，原來乃是我數十年來對於詞學整體之思索研討的辛苦之所得。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卻決然是我個人一己的深辨甘苦之言。既然出版者要我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言，因此乃想藉此機會把我個人對詞與詞學之研討所走過的路程略做簡單之說明。

　　我自十餘歲開始自學填詞，好惡取捨一切但取諸心，可以說完全沒有理論的觀念。偶或涉獵一些前人的詞話詞論之類的著述，但卻深感其瑣碎蕪雜，無所歸趨。當時唯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使我讀後頗有於我心有戚戚之感。我想那主要是因為王氏之說乃全出於其一己真切之感受，不做虛妄之空論的緣故。不過我對王氏之說也頗有所憾，那主要是因為一則他所標舉的「境界」之說，其義界不夠明確；再則他對於南宋詞只喜稼軒一人而對於其他諸家乃全然不能欣賞，其所見似亦未免失之偏頗。但當時我之學詞既全屬個人之興趣，因此對這些困惑之處也並未嘗加以深入之研求。及至上世紀之五○年代中期，當我開始在臺灣的淡江與輔仁兩所大學擔任詞選課之教學以後，我才對於詞之為體的源流演變及其評賞之美感特質何在，開始了反思和探索。從上世紀的六○年代到本世紀之初，經過四十年來教研的反思和體認，因而對過去所閱讀的曾被我認為瑣碎蕪雜的一些前人的詞話和詞論，乃漸能有所辨識，對其意旨所在與得失之處，頗有如韓退之所說的「昭昭然白黑分矣」的體會。至於我開始撰寫有關詞學之正式論文，則始於上世紀之六○年代中期。當時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客座講學，為了被邀去參加一個有關中國文學評論的國際會議，於是我遂撰寫了一篇題為《常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的一篇論文，由哈佛大學的海陶瑋教授協助將其譯為英文，並在大會上做了報告。這篇論文後來被編入了此次大會的論文集，還曾得到審稿人很高的評價。我想那是因為在當時的北美漢學界，還很少有人對於中國詞論做過如此深細之研究的緣故。繼之在七○年代初，我又撰寫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其中收有題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一章專題的討論，這可以說是我繼《常州派》一文之後的第二篇專論。不過我對這兩篇文稿則並不完全滿意，因為我覺得我在此二文中所做的，還不過只是對這兩家詞論的一種梳理性的探討而已。雖然在論說中也有不少我個人深思所得的見解，但對於中國詞學之發展的源流和脈絡，卻還未能完成一以貫之的體系。於是此後相繼對這兩篇文稿又做出了一些後繼的研討，如《常州詞派張惠言與周濟二家詞學的現代反思》、《從一個新論點看張惠言與王國維二家說詞的兩種方式》等論文。讀者可自行參考，茲不復贅。其後，我於八○年代初開始了與四川大學繆鉞先生共同撰寫《靈谿詞說》的合作。當我寫到《論周邦彥詞》一篇時，我對於周詞所表現的一種特殊風格提出了「賦筆為詞」之說。在此一篇文稿中，曾論及自五代北宋以來，其間詞之內容與風格雖曾有多方面之表現，也不乏創新的開拓，即如蘇軾在內容方面的開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開拓，便都有著極可注意的成就，但我卻以為他們在本質上仍有著一點相似之處，那就是他們都是以直接的感發為作品中之主要質素的。而周邦彥詞的出現，特別是他的一些長調慢詞，則使得詞之寫作在本質上有了一種轉變，那就是一種以思索安排來寫作的新的質素的出現。這種在基本質素方面的改變，遂為詞之寫作開拓出了一種新途徑與新趨勢，對於後來的南宋諸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在文中曾把這種新途徑稱為「賦筆為詞」。當我提出此種說法後，首先得到了繆先生的肯定，其後程千帆先生讀到此文，也曾稱讚這種說法解決了詞學中的許多困惑之問題。因為我以為，張惠言之把五代宋初之令詞都視為有比興之意的附會之說以及王國維之不喜南宋詞的偏頗之見，事實上原來都是由於他們對詞之寫作中的這兩種不同的質素未能加以明白之辨析的緣故。

　　《論周邦彥詞》一文寫於1985年，而自1986年開始，我又應《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者之邀，開始為他們撰寫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論來講中國詞學的題為《迦陵隨筆》的文字。那是因為當他們來邀稿時，曾特別言及當時古典文學遺產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隨筆》中加入一些新觀念以挽回頹勢。這正是我這一系列《隨筆》何以多引用西方文論的緣故。但我的努力也並未能挽回《文學遺產》的頹勢，因此在寫了十五則以後，就把這一系列的《隨筆》停止了。而在此時遂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建議，希望我能把這些《隨筆》中的零星之見改寫為一個長篇的專論。於是我遂於1988年又寫了一篇題為《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的長文，對中國整體詞學做了一次通觀的梳理，將五代兩宋之詞的發展，劃分出了三個階段，而正式提出了歌辭之詞、詩化之詞與賦化之詞的說法。並且認為其中有兩點最值得注意之處，那就是歌辭之詞的出現是對於詩學傳統中言志之內涵及由此而衍生的倫理教化之觀念的一種突破；而賦化之詞的出現則是對詩歌傳統中以興發感動為主的寫作方式的一種突破。至於詩化之詞，表面看來雖然似乎是對詩學傳統的一種回歸，但卻因為詞體與詩體的形式不同，詩之齊言的體式，其長篇歌行有時可以直接抒寫用氣勢取勝，而長調慢詞之長短句的體式，如果全用直接抒寫，則便可能因為失去了齊言之氣勢，而未免會流於淺率叫囂了。而這也正是長調慢詞之不得不改用賦筆為之的緣故。至於蘇、辛二家之佳作，則是因為這兩家詞在本質上自有其沉厚超拔而不致流於淺率叫囂的一種質素，自然便不須更假借賦筆為之了。

　　在寫成這篇文稿後不久，我於1990年又應邀在美國緬因州參加了北美首次國際詞學會議。於是我又在此一會議中提出了題為《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的文稿，對我以前論王氏之「境界」說的一些論點做了修改和補充，提出了王氏之不能欣賞南宋詞，乃是因為他對於詞體中以賦筆為詞的一種新途徑的特質未能有所認知的緣故。記得當時一同開會的普林斯頓大學的高友工教授對我的說法極感興趣，他以為「賦化之詞」的說法未之前聞，但此種提法則確實解答了詞與詞學中的許多問題。在這一篇論文中我還曾提出說，無論其為歌辭之詞、詩化之詞或賦化之詞，要之皆以其中含有一種深隱幽微之質素方為佳作。只不過當時我對歌詞之為體何以形成了此種特美之要求的因素，還未能做深入的討論。所以其後在1992年，我遂又草寫了一篇題為《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的長文，引用了西方的多種文論，對於詞體何以形成了此種美感特質的基本原因做了更為深入的論述。以為《花間集》中寫美女與愛情的小詞之易於引人生托喻之想，乃是由於一種雙重性別的因素。張惠言的比興之說雖未免牽強附會，但這種雙重性別的質素，則確實具有使讀者引生此種聯想的可能性。只不過小詞中的雙重性別之質素，與過去傳統詩歌中的男子作閨音的有心之作，實在有極大之差別。因此我在該文中還引用了法國女學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說法，指出詩歌語言中的兩種作用，一種被克氏稱為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種被稱為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中國傳統中男子作閨音的比興之說是屬於前一種作用，而小詞中的雙重性別則是由其敘寫之口吻及語言符號與顯微結構等因素而使人生托喻之想，是屬於後一種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而後者則是自由的、不斷在生髮變動之中的。這一種說法，當然也是前人詞說所未曾指出的。而小詞之可以引發讀者許多言外之聯想，則除去「雙重性別」之因素以外，還有著另外一種「雙重語境」之因素。於是我遂又於2000年寫了一篇題為《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與世變之關係》的文稿，指出南唐之馮延巳與中主李璟兩家詞作之易於引人生言外之想，乃是因為他們填寫歌詞之小環境雖屬安逸享樂的場合，但外在之大環境則南唐之國勢正在北周的威脅之下，處於岌岌可危之境，所以他們的詞中乃可能不免在其隱意識中有一種危亡無日之感，而讀詞者也因其外在語境產生了不少托喻之想。這正是形成了小詞之以要眇深微為美的美感特質的另一要素。
以上各篇文稿，雖然說明了我對詞學中之困惑的一段長期探索的路程，而且對詞學中的困惑之形成以及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的種種因果的關聯，與其間一些微妙的質素，都做了簡單的說明，但卻似乎仍未嘗有一個總體的歸結。因為我以為還有兩點應該加以說明的：其一是詞體中之要眇幽微之美，其本質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質素；其二是這種難言之美感，既不能用張惠言之說拘狹地指為比興，也不能用王國維之說含混地稱為「境界」，那麼這種美感特質究竟應叫做什麼呢？於是我在上世紀九○年代中期撰寫《從豔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一文時，遂對以上的兩個問題提出了兩點說法。其一是對詞體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質素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我以為這種特美乃是屬於一種「弱德之美」。不僅晚唐五代與北宋的令詞之佳作是屬於具含此種質素的一種美，就連蘇、辛一派之所謂豪放之詞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賦化之筆所寫的詠物之詞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屬於具含此種弱德之質素的一種美。其二是張惠言所提的「比興」之說與王國維所提的「境界」之說之所以對此種特美都不能加以涵蓋的原因，我以為乃是因為他們在傳統說詩的論述中，找不到一個適當之術語來加以說明的緣故。因為詞中之此種特美，乃是特別屬於詞體之美的一種質素，而且此種質素之顯現並不全在於作者顯意識之活動與追求，而是由於作者在作品之顯微結構中所無心表現出來的一種隱意識之無意的呈現。此種特美，在中國傳統的詩文中既從來未曾出現過，因此並沒有一個現成的術語可以用來指說。這正是其所以使得張惠言與王國維二人都感到難以指稱的緣故。對這種困惑，當我在閱讀西方接受美學之論著時，忽然得到了一種啟發。因為這種作用，並不是完全存在於作者意識中的一種顯意識之活動，而是在作品之文本中由其辭語本身的顯微結構所呈現的一種微妙的作用。這種作用，德國接受美學家沃夫崗•?伊塞爾（Wolfgong Iser）曾稱之為一種potential effect，中文可以試譯為「潛能」。我以為，詞之特美也就正在於其有時可以表現為並不屬於作者顯意識之活動的一種潛能。

　　經過了前面所寫的我多年來思索和探討的結果，我可以說對中國詞體之特美的形成與演進的經過已做了既較為完整深細而且也較為理論化和系統化的說明。至於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則是因為在詞學中仍有兩點當待補充和完成，其一是關於弱德之美的特質，我在《朱彝尊》一文中說得仍不夠詳細，因此仍有待更加補充；其二是我在過去所做的研討，大多以男性作者之作品為主，至於女性之作品，則私意以為其美感特質之發展又別具另一途徑，對這方面也尚待我去做另一次系統的探討。不過我已年逾八旬，體力日衰，而近年瑣事又極為忙碌，極少執筆寫作之餘暇，何日始能完成殊不可知。姑記於此，以俟來日。

書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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