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型投資不是一套嚴格、一成不變的規則。它是一種投資哲學的形成原則。它提供指導方針，引領你選取好股票，同樣重要的是，它還能帶你遠離壞股票。價值型投資為投資界引進一種模式，經由這種模式，你可以評估一個投資機會或一位投資經理。投資績效的評估標準，一般是標準普爾五○○(Standard & Poor掇 500)或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等全球與國際指數，價值型投資提供的標準能讓你評估其他投資策略。
在拜讀克理斯多佛?布隆尼(Christopher H. Browne)這本價值型投資大作時，我想到這個信條。人們常說，父親支持哪一支球隊，兒女也會是這支球隊的球迷。同樣地，父母的經濟偏好也成了我們的偏好。我們從父母親（通常是工作賺錢養家的人，也就是父親）處接獲生平第一項有關財務的指示。幼稚的我們，彷彿白紙一般照單全收，而且終生難忘。
以布隆尼而論，這個指示讓他獲益匪淺。布隆尼稱得上家學淵源，來頭不小。他的父親霍華?布隆尼(Howard Browne)是一位股票經紀，在一九四五年協助創辦崔迪，布隆尼與雷里(Tweedy, Browne and Reilly)，亦即作者多年來一直擔任總經理的這家公司。稱這些創辦元老為經紀，實有過於泛泛之嫌。他們是一群獨樹一幟的華爾街專業人士，透過交易不多、不具廣大市場的小型證券，撮合股票買家與賣家。他們當年吸引的是那些因股票基本價值、而不是因市場走勢而來的客戶，因為那些股票並無現貨交易市場。身為教授、金融作家，與基金管理人的班哲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正是這家公司早期最活躍的一位客戶。
有鑒於葛拉漢、巴菲特，以及他們無數門徒(包括崔迪與布隆尼)的成功例證，令人好奇的是，何以運用價值型投資作法的人這麼少。既然這種作法七十多年來一直有效，何以不見投資人群起效尤？沒有投資人不焦慮，就這個案例而言，我認為，他們的焦慮與當年四○○股投資令我困惑不解的那個問題有關。比如說，一支股票很便宜：但怎麼知道它不會一直這麼廉價？一九五○年代中期，美國參議員威廉?福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曾在一次市場問題聽證會上，向出席作證的葛拉漢提出這個問題。葛拉漢承認：「就像對其他人一樣，對我這也是個神秘謎團。我們從經驗知道，市場最終總會追上價值。」
價值型投資社群的恩師、同事，與友人，三十七年來塑造了我的思想與職涯，我深為感激。一九六九年六月，我走進崔迪，布隆尼與納普(Tweedy, Browne and Knapp)公司辦公室，向父親借五美元買火車票回家，我的價值型投資之旅於焉展開。在那間辦公室，我遇到父親的夥伴艾德?安德森(Ed Anderson)。他為我上了一堂價值型投資入門之課，最後還雇用我成為暑期工讀生。艾德是物理學家，在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為原子能委員會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工作時，初窺投資堂奧。他引領我走上價值型投資之路。
許多年來，我有幸結識投資界幾位最頂尖的人才。他們對我的影響雖難以估算，但絕對驚人。自一九五四年進入公司至今、八九高齡的華特?史勞斯(Walter Schloss)，絕對稱得上投資界傳奇。在此也要向米勒、安德森與謝拉德公司(Miller, Anderson and Sherrard)創辦人保羅?米勒(Paul F. Miller)，向橡樹資金(Oaktree Capital)的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以及拜倫?魏恩(Byron Wien)特致謝忱，他們對投資與投資趨勢的評論與分析，一直使我受益良多。我的名人堂中，還必須納入八十高齡仍然活力不減的馬蒂?懷曼(Marty Whitman)，以及珍—瑪麗?艾維拉(Jean-Marie Eveillard)。艾維拉投入價值型投資多年，去年因一些我不解的理由而退休。價值型投資是一條沒有壓力的投資捷徑。或許基於這個理由，我要到九十歲才會考慮退休，不過厄文?卡恩(Irving Kahn)年剛過百，卻絲毫未顯疲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