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到二○○○年間，我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資深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在我離開世界銀行之後，寫了《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那本書裡記載了許多我在世銀和白宮任職期間的所見所聞。自一九九三到九七年，我也是柯林頓總統麾下「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裡的一員，後來並接任了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個經濟動盪的年代：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使得幾個最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和蕭條；而正從共產主義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前蘇聯，本以為會因此有新的榮景，但結果卻導致該國人民所得和生活水準大幅滑落70％之多。整個世界明顯充斥著激烈的競爭、不確定和不穩定，這樣的環境讓人們生活艱辛，而開發中國家也未盡力促進自己的福祉。但是我愈來愈認為，先進工業國家不僅沒有竭盡所能透過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及世界銀行這類國際組織，去協助那些開發中國家，有時反而讓他們的生活益形艱困。像IMF的計畫就明顯地使當時東亞金融風暴更惡化，而他們加諸於前蘇聯及其附庸國的「震撼治療」（shock therapy，編注：指以快速開放市場及全面自由化的方式改善經濟），正是那些國家經濟轉型失敗的主要因素。
冷戰的結束不僅開啟了新的機會，也卸除了舊的束縛。如今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已獲得認同，共產主義的衰敗則意味著各國政府已能擺脫意識形態之爭，專心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如果美國能善用這樣的機會，以一些基本價值觀及原則為基礎，協助建立起國際經濟及政治體制，例如設計一種貿易協定以助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那麼這個世界早就能享受到冷戰結束的好處了。但正好相反的是，由於先進工業國家盲目爭取第三世界的「民心與民智」（hearts and minds），結果他們所創造的全球貿易制度其實只幫助了他們自己的特權企業及金融利益者，卻傷害了全世界最貧窮的那些國家。
（二）世界是平的嗎？
「世界真是平的嗎？」不見得；「全球化真是萬靈藥嗎？」更不見得。二○○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這本新著，就針對「全球化」這個大議題，提出了問號，做出了深刻的探討，提出了改善的建議。他實在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學者，他可以在研究室中繼續寫「資訊不對稱」的學術論文（這是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享受象牙塔中最高的尊榮。但是他要做一位「入世」的經濟學家：他是柯林頓任內的首席經濟顧問，參與白宮政策的擬訂與討論（1993—97），接著又去世界銀行擔任了三年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學家（1997—2000）。
是他的親身經歷，與學理上的推論，使他奮不顧身投入了「全球化」的大辯論。在此試引述他的主要論點：
（1）沃夫（Martin Wolf）：《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2）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全球化浪潮》（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3）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4）薩克斯（Jeffrey Sachs）：《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
（5）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