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耶魯大學接受教育,並於一九九七年在耶魯獲得博士學位,著有《啟蒙的敵人》(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與紐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現任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他著述探討歐洲史及美國史的文章共二十篇以上,刊登於《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與《德達羅斯》(Daedalus)等刊物。
然而,生活在世紀之交的西方世界,我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就這樣拋下這個問題不管,因為幸福充斥在我的周遭──不論是幸福的承諾,對幸福的期望,還是幸福所散發的誘惑。我在繁榮的一九九○年代定居於紐約市,當時這裡最風行的香水,名稱就叫作「歡樂」(Happy)。這個名稱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氛圍,而眾人在身上噴灑這種香水,其實也代表了內心的渴望。在倫敦,追求非法樂趣的人不但為人提供「快樂丸」(ecstasy)這種九○年代的首要毒品,而且還在藥丸上印著笑臉圖案。在維也納,我每天早晨喝的柳橙汁,包裝上的標語寫著「快樂的一天」,電視上的德國汽車廠商則向觀眾承諾:「幸福就在車身的曲線當中。」巴黎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只要到當地的書店走一遭,即可看出現代人的執迷。擺滿整面牆的通俗心理學和新世紀宗教書籍,都召喚著讀者追求恆久的滿足。這些書籍至今仍然不斷召喚著讀者。那首紅極一時的歌曲也是這麼唱的:「別擔心,要開心。」(Don’t worry, be happy.)令人沮喪的是,我們一旦想到那最具代表性的當代圖像──黃色笑臉──卻不禁發現這種暗示也可以是一種要求。
我雖然因為個人興趣以及專業能力的關係,而把本書講述的幸福史聚焦於西方人的經驗(我這裡所用的「西方」一詞沒有優越的意思,也缺乏地理範圍上的精確定義,只是因為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彙,只好姑且用之),但前述這些問題其實突顯了一項事實:幸福的議題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角度探討,而且都一樣可以得到豐富的收穫。由《生活更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The Art of Happiness: A Handbook for Living)這本書在最近的暢銷現象即可看出,追尋幸福與快樂已然成為全球人民共同關注的議題,其根源存在於許多不同文化與宗教傳統當中,只是有或深或淺之別而已。歸結到底,威廉?詹姆斯很可能說得沒錯。也許從過去到現在乃至未來,幸福都是世界各地的人一致追求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