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和呈現歷史原本即不容易，跨文化的深入了解更難。一個作者（不論是本地人或是外國人）在處理伊斯蘭教的禁忌議題，甚至對其習俗有所批評時，必須面對的往往不只是非議，甚至身家安全也堪虞。《魔鬼詩篇》作者魯西迪的遭遇是眾所周知的，電影《追風箏的孩子》裡的兒童演員只因為在西方電影裡演出強暴戲而受到恐嚇。即使不是人身攻擊的回應力道也都很猛烈。《在德黑蘭讀羅莉塔》被指責對伊朗的革命和男性呈現不公，甚至有一位作家學者法蒂梅．克沙瓦茲（Fatemeh Keshavarz）寫了一本《茉莉花與星星：在德黑蘭不只讀羅莉塔》（Jasmine and Stars: Reading More Than Lolita in Tehran）來加以駁斥。《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中的書商主角蘇爾坦的本尊瑞斯（Shah Mohammed Rais）在小說出版後憤憤不平，不僅揚言要控告作者誹謗，而且自己還寫了一本《從前從前喀布爾有個書商》（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okseller in Kabul）來呈現故事的不同版本。
同樣地，《喀布爾美容學校》也頗受矚目。一方面它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被哥倫比亞公司買下了版權，要以珊卓布拉克為女主角來拍成劇情片，但另一方面各方批評之聲不斷。有人批評作者羅瑞葵過度膨脹自己，對其他西方美髮師的貢獻隻字未提；有人則認為她將美容學校遷移出「阿富汗女性事務部」是為了自己賺錢；也有人懷疑部分角色（如羅莎娜）是否確實存在。後來更有報導揭露本書出版後的戲劇性發展：作者的阿富汗丈夫薩姆性騷擾美容院女性，導致書中名為羅比娜的扎拉．荷仙（Zahra Hossein）唯恐生命有危險逃到印度，並對羅瑞葵突然離去失望且不滿。《星期泰晤士報》的報導甚至有個聳動的標題：「救星『拋棄』喀布爾的美容院小姐。」在這許多褒貶聲中，出版商李查．派恩（Richard S. Pine）認為，我們不能對身為一個美髮師的羅瑞葵要求更多：「記者知道查證，美髮師知道（的是）染髮劑和洗髮精。」其實，在「追究事實」與「只知道洗髮精」這兩種極端的觀點之間，羅瑞葵愛上阿富汗、走入阿富汗社會、最後倉促逃離的經驗，還有諸多可以閱讀的空間。在此我提供三個觀點供讀者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