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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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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789861
竹村民郎
林邦由
玉山社
2010年12月05日
127.00  元
HK$ 107.95  






* 叢書系列:日本史選書
* 規格:平裝 / 368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日本史選書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 地區史 > 亞洲地區














縑A一個充滿希望與不安的年代

  一九一二 ~ 一九二六年的大正時代,不只是台灣讀者,對於日本人來說,也是個容易被忽略的時期,它缺乏此前明治的波瀾壯闊,也沒有此後昭和的慘烈破壞。但這個相對平靜的年代,卻也是吸收了西方文明半個世紀後,日本在物質精神上匯集為市民社會,在政治生活上形成大正民主浪潮。

  當時的國際情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量海外訂單湧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歐洲成為世界外銷工廠。景氣的熱潮,進一步促使大眾文化的拓展,電影、廣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園球賽,成為一般庶民的娛樂活動,而今日我們熟悉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阪急百貨,亦發跡於大正時代。

  但在璀璨文化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卻是社會矛盾的不斷擴大,勞資糾紛、小作爭議,乃至公娼問題,無數的伏流在社會底層蠢蠢欲動。這股壓力,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為契機,引爆了民眾的不安意識,也逐步將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大正時代也是日本對台統治,真正由軍政轉向民政的時期。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口焦)吧哖事件後,漢人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式微。大正七年,田健治郎成為台灣首任文官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推動市街改正,重整台灣行政區劃:發佈教育令,確立教育體制:制定「法三號」,將日本法律延伸至台灣。

  在這一連串改革為背景下,大正九年(一九二○)由台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引導此後多項政治運動。而大正十年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民族運動的大本營。此外,同年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主流,台灣人的自我意識也逐步形成。

  歷史是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不斷對話激盪的結果,不可能封閉在自我的空間中獨自完成。欲理解台灣近代的發展,就必須認識日本近代的發展,相同的,欲認識日本近代,也不可以忽略當代的世界局勢。本書以市民生活為出發點,結合世界史的角度,帶領讀者一窺大正日本的真實原貌。

本書特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教授專文導讀。

  ◎第一本讓台灣讀者深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生活樣貌的作品。

  ◎要瞭解二○年代內地延長主義、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台灣重大事件的時代背景,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

  ◎本書收錄八十餘幅珍貴老照片,是喜愛歷史的讀者們不可錯過的珍貴資料。

作者簡介

竹村民郎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大阪市。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畢業。前大阪產業大學客座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

  著有《獨占與兵器生產》、《廢娼運動》、《笑樂的系譜》,編有《關西現代主義再考》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林邦由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喜愛歷史、旅行,以及用右手食指按相機快門。現為玉山社專任編輯。


言 陳慈玉
前 言
第一章 大正人的一天 大正九年五月
第二章 巨大都市東京的誕生
第三章 成金的輩出
第四章 大量消費型社會
第五章 大正文化的成立
第六章 作為「時代」的大正
第七章 作為時代區分的大正
補 論 作為「環境論」的郊外成立
後 記
大正文化史年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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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日本正進行著國家未來走向的議論。到目前為止,日本人普遍視民主為日本復興的象徵,其內容則是過勞死、單身赴任、免費加班等所代表的猛烈勞動,即便如此,民眾的休閒時間還是有所增加。我們在倉促的經濟與倉促的休閒間的競爭中,以媒體為媒介,確立了大眾文化。

  以現代日本的動畫、漫畫,以及電動遊戲、日本料理、室內設計、音樂等為象徵的大眾文化,被視為是相當新潮的,不只是海外廣大的孩童與年輕人,在成年人間也博得極大人氣。對日本大眾文化中所表現出的文化、美感、創造力,以及對日語關心的人不斷增加,使日本成為軟性權力的大國。對於現代的「日本風潮」(Japonism)現象,美國的道格拉斯.麥葛瑞(Douglas McGray)指出:「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在文化面上,成為新的超級強權。」他更模仿國民生產總值(GNP),稱呼日本的「文化力」為「Gross National Cool,GNC」,也就是「國民總魅力度」的意思(《日本產經新聞》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丸紅經濟研究所根據道格拉斯的說法,將「GNC」作為文化產業市場,統計其規模。

  根據這個統計,包含著文化產業的即是休閒產業。二○○二年估計的產業市場規模:娛樂業五十五.九兆圓、觀光旅行十.九兆圓、趣味創意十一.六兆圓、運動產業四.六兆圓,合計達到八十三兆圓。此外,教育研究三十四兆圓、資訊服務十兆圓、包含法務財務會計土木建築設計的「其他事業服務」二十三兆圓、廣告市場八兆圓、播送業三兆圓,加上動漫商品市場等,推測文化產業全體的市場規模為一百六十四兆圓。(前引《日本經濟新聞》)

  反應當下通貨緊縮的休閒產業市場,與一九九七年相比,二○○二年的規模萎縮了七%。但日本長期的猶疑不決逐漸結束,以今後消費的回覆、創新等為動力,可以預想市場將趨於活性化。

  從而,二十一世紀大眾化的延伸,可以預期將會持續進行。當然,麥葛瑞所讚賞的現代日本風潮現象,是不是真的那麼酷(Cool),仍值得特別注意。

  也有人評價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是具有凌駕千利休、小堀遠州、俵屋宗達,以及孕育出狩野派豪華絢爛的桃山文化的可能性。雖然我姑且承認日本文化革命的可能性,但對其「質」的水準,仍抱持著疑問。

  今日,日本雖然具有創造出洗練獨創文化的可能性,但不應該單單只注意到大眾文化「量」的發展;在全民參與這點上,大眾文化也是具有自由主義的面相。換言之,現在的民主與大眾文化,就像是銅板的兩面。為了思考大眾文化的將來,不能將這層關係簡單化。

  在這裡,對於日本的民主與大眾文化的關係,直接了當地提起一個問題的話,那就是「現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虛構性」問題。拉丁美洲文學代表者、前國際筆會會長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尤薩(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針對這個問題有如下的敘述:

  文學是娛樂的同時,也是知識的挑戰。如果只有娛樂,其命運只有墜落到地面。電視、電影的觀眾是被動的受體。在這個人們習慣於人云亦云的世界裡,自由還殘存著嗎?(《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

  如尤薩敏銳觀察所指出的,現代日本的民主與文化,其虛構性逐漸毫無隱藏地呈現,不正是開始展現其赤裸裸的真實姿態嗎?

  為了不要恣意地去評說日本現代民主與大眾文化,而能對之予以正確地再評價,有必要對人性及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但是,所謂「對於社會及歷史更深入瞭解」又是指什麼?這種東西是存在的嗎?為了盡量逼近右述課題的解答,我選擇從最傳統的研究方向,亦即對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與「大正文化」的再評價入手。也就是說,為了再評價今日的民主與大眾文化,有必要對其根源的所謂大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性格,擁有整體的概念。

  將「大正時代」經濟發展量化的大川一司計畫(大川一司、高松信清、山本有造《國民所得》,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七四)計算出國內總生產的成長數值。依據這個統計,從一九○八 ~ 一九一七年,日本本土的經濟成長率為三.○九%;一九一三 ~ 一九二二年為五.二一%;一九一八 ~ 一九二七為一.五%;一九二三 ~ 一九三二年為二.三五%。

  這樣的數值與戰後的高度成長相比,是相當低水準的。但「大正時代」的日本本土經濟成長率,就當時的國際水準來看,卻是高水準的。伴隨著經濟成長,農業人口流向都市顯著增加,其結果是,從事工業的人口增加,接著人們再從工業移往第三級產業——買賣、專業領域、商業、運輸、服務業等。與今日的全國性都市化比較,當時勞動關係中,封建的氣氛仍然強固,但在辦公桌前工作的上班族社會成立了。不僅如此,日本農業的發展,使得國內的糧食生產量急遽增長的速度,能夠凌駕同時期人口的增加之上。

  以新的經濟條件出現為背景,日本在「大正時代」,有所謂的「大正民主運動」昂揚興起。同時,以「今日帝劇、明日三越」廣告為象徵的消費社會,也在日本首次出現。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中浮出的,是白樺派、《赤鳥》主義,以及岩波文化與講談社文化。

  這樣來看時,可以理解所謂「大正民主」、「大正文化」,與現代民主、現代大眾文化,正是成同心圓的構造。而這種同心圓的構造又不單只是同心圓,請讀者們將其想像成順著圓弧螺旋上升的樣貌。

  當然,在日本的同時代史研究上,將大正天皇在位的十五年分劃為「大正時代」的作法,在學術上沒有意義乃是一般的常識。故而,也有為了取代「大正時代」的說法,而採用大正民主期、大正民主時代的稱呼來對此時期進行斷代的情形。

  本書當下行文時,且先將學術上的時代區分置於度外,直接使用「大正時代」、「大正文化」的語詞。這是考慮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元號,與日本的意識、理念等文化領域有很深的關聯。但這只是權宜的手段罷了,也請讀者能夠諒察。

  從使用「大正民主期」這樣的時代區分法也可知,學界對於「大正時代」的再評價,將重點置於所謂的大正民主運動,重視對民主主義的積極評價。這樣的立場是注重戰後民主主義與大正民主的連續性。具體來說,美濃部達吉、吉野作造是民主主義的擔當者,其思想遺產即使到今天也必須積極地予以繼承。

  但我認為,以政治史立場為中心,而將本時期稱為「大正民主期」的說法,是否適當仍然有疑問。歷史研究所用的各種方法、斷代分期方式,終究不過是方便研究的假說罷了。懷疑這些假設的正確與否,在研究上不會造成阻礙。不!毋寧說我認為對既成的方法、概念抱持疑問,是與學問的進步相關連的。

  這裡特別想提出來的,是最近慶應大學名譽教授速水融也認為:「『大正民主』是很容易招致誤解的命名,不要使用比較好。……大膽地來說,若僅以當時政局而言,大正時期實在是難以稱之為「民主」時代的。」

  我對「大正」這個時代是如何思考?對時代區分成立的依據,又是如何看待?請各位讀者從本書中理解。這裡僅針對敘述「大正文化」所採取的方法提出一點,即重視「將文化視為行為」來加以把握。我從這個角度,在書中提出文化整體像具有的四個特徵:產業、技術、社會組織與價值觀。

  換言之,本書的基本主題,在於「大正時代」日本經濟驚人的成長下,日本人的生活水準有何變化?與此相關,一般的普通日本人在思考模式、教育、食衣住行、性慾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又有著怎樣的改變呢?

  在「大正時代」的經濟發展中,人們在擴大的服務產業中獲得新的僱用機會。但是,在其中工作的人們的勞動條件,大體上依然是很惡劣的。並且,公、私服務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其品質與歐美「先進國」相比,顯然相形見絀。從而,人們在休閒、知識生活、健康、食衣住行的滿足度也是很低的。

  現在,我們對於從「大正時代」到今日的連續性問題,即使是相當程度解決了,但不能說今日已經找到全面解決的方法。今天,我們對於右述從「大正時代」延續至今的種種課題,雖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但仍難以肯定已然找到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之所以寫作本書,目的也是為了對日本文化論提出再評價的新觀點,而從現代文化與「大正文化」間的先後相承關係上展開本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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