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意思 ─ 為「舊夢須記」系列序
我不是開講香港文學，不說高深文學理論，只想繪講多少年來，廣義的香港文學走的一條通俗路線圖。
不必拉上甚麼「集體回憶」大名堂，但，如果你輩份及得上，讀了這些作品，自然掉進前塵往事裹，思潮一發不可收拾，懷舊與否，各自修行。假如你還年輕，讀了這些作品，足夠勾起好奇，相信更會因事前缺乏歷史認知，而〔知道」了一些似曾相識或完全陌生的香港人情世故，令你耳目一新，禁不住沿路追尋下去。香港，是個商化都市，一切人的生計，均依賴市場銷路好壞為主導。不鈴隨意批評人家過於功利，只因生活又需看供求是否如意，供求都看準了市場需要。幾十年來我接觸無數我尊稱為作家的文化人，他們多在報刊上寫作，都出了名，深受讀者歡迎，但不約而同，坦率陳言寫作不過為了 F 謀生〕，十分自覺把寫作視為謀生技倆，不作進入文學殿堂、名列文學史之想。這樣動機就令他們下筆時，必然想到怎樣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投其所好，引起共嗚，是最佳辦法。這倒不是他們獨特的想法。1939年5月，一群關注香港文學發展的文人聚在一起，商討「用甚麼方式爭取香港的讀者大眾」。身在香港大學當教授的許地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
我想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用說書的方式，改良說書的內容。我時常在西營盤說書攤細細地觀察過。人，總是愛聽一些新鮮的材料，很多說書者現在亦時髦起來。 … … 根據我二十五年來教書的經．驗，自動找書念的學生，一百人中怕沒有二十五人，多數的學生，都是聽人說甚麼書好，就去找甚麼書唸。可見書報的宣傳與介紹亦是很要緊的。
可見七十年前閱讀者心態，與今天相差不遠。讀者讀報一為獲得資訊，二來為了消遣娛樂，故報刊可視為商品，爭取消費者是理所當然。歷來香港報刊數量多，最能給靠稿費解決生計的文人有利陣地。明白了報刊生態，寫稿人自然知道該如何滿足讀者的需要，以即時而快速方法應付出版流程。
要天天寫稿，取材應以就手方便為是。要滿足讀者好奇求知，當以社會動態新知為首要。為給與讀者消閒消遣感覺，最宜配以能引共嗚或有趣的情節。因此，報上副刊作家，叉然多以當時社會動態入文，散文隨筆，我見我聞，信手拈來，添加己見，遂成短小精悍之文，給予讀者新知或引起共嗚。如以小說形式出現，則創造具代表性人物，添鹽加醋，務求讀者當下難忘，成茶餘飯後談資。
五六十年代，香港是城市發展的轉折期，不同地域的人流匯集，社會變動大，報刊成為資訊消閒重要載體，故大報小報數目驟增，堪稱空前盛況。報刊編輯為求爭取讀者，紛紛擴大副刊篇幅，增加專欄，豐富版面。作家也因時度勢，力求配合世態人事，寫成湊合一般讀者口味的文章。「湊合讀者口味」，似有貶意，但據當時文壇生態，卻是實話。不如換個較易接受的用語，就是「通俗」。當年許地山口中的「說書人」，就以通俗取勝。為求流通，為適應市場，作為商品來生產的文字作品，寫來通俗，也需具備一定的創意與文藝技巧。求結構嚴謹不過，有時為了及時交稿，難免下筆粗疏，不講求結構嚴謹，甚至情節前後矛盾的毛病。只是作家寫作時大概沒考慮過他日要經文學批評家的法眼，偶有機會以單行本流傳，也不過收多些版稅，未冀求進入文學史家的觀察範圍。正因如此，他們的通俗實存，輕易隨時光流逝，隨舊報刊不受珍視儲存而消失。不過幾十年，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名字，一時風流雲散。這種歷史遺忘，是香港常態，很悲哀。
正由於這些作品通俗及流行於當年，我們不能不從新的角度檢視它具有的另一種意思。既然通俗，就表示它有為當年社會所接受的面貌，它反映了一般人的處境與心態。這正是「大歷史外的枝節」，是「貼近讀者的期待視野」，是「一幅四五十年代香港社會浮世繪」。作家用文字即時留形傳聲，把當下衣食住行百般情態盡納其中，這種實況內容騙不了讀者，故真實性甚強，細節比大歷史豐富，我們欲知香港前世今生關係，暫無正史可尋，大可從舊報中眾裹尋它。
舊報散佚，各大圖書館所藏不多，就是實存，一般對前塵往事感興趣的讀者也不容易翻尋。但有心人如能細讀中勾沉索隱，整理出版，對今天讀者，自有吸引力。由於它通俗，讀來輕鬆，容易滿足探隱尋幽趣味。讀後自可勾勒出當年香港社會面貌）比較今昔異同，不求深入研究，也得一個「趣」字。從社會學、民俗學的方向閱讀，價值也大，反正正史過於鄭重，在輕盈枝節切入，大體也可重組一幅社會百態圖像。至於文學史家讀來，心中明白，講香港文學，都懂香港文化生態，純文學多寄生於通俗園地，太講求正統觀念去衛量採摘，往往失諸交臂。
今回這個「舊夢須記」系列，經編選者細意挑篩一些舊報上作品，汰去粗疏，留取可窺當年人事的片段，並添加有助理解的引導文章，以為讀者深入研讀之助，頗能繪畫一個較完整社會圖景。以「雅俗共賞」態度採材，即印成書出版，當作尋根存真也好，當成娛樂趣味也妙。如何解讀，就看讀者與香港的情份了。
盧律鑾
2011 年 5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