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中國人將來也會認為,多蓋一所火力發電廠的代價是高過增加產量的價值的。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之際,有可能逐步脫離諸如煉鋼石化等毒害最重的工業,轉向諸如醫療與金融服務等污染較少的方面,甚而可能發展到向一些更能容忍污濁水源空氣的較貧窮國家購買鋼料和化學品,換言之,中國的做法會越來越像瑞士或美國。曾有一項研究指出,一個國家的人均所得達到八千九百美元至一萬零五百美元之間的時候,也是該國家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高峰的時候。以美國而言,二氧化硫排放量在一九七○年通過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的時候最高,此後至今,排放量下降了一半。
我想起一次與美國加州史道克頓(Stockton)一個非法移民的對話。那是大約二○○二年的事。我當時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撰稿談論美國的西班牙語族裔人口。這位移民給我上了一課,告訴我他要把兩名幼年子女從墨西哥偷渡來美國的兩種方式,各有何優缺點。走山路(por el monte)要受橫越沙漠之苦,走邊界(por la linea)要用假證件通過正規的檢查站。他很難作決定。他在加州聖華金谷(San Joaquin Valey)做採收蘆筍、櫻桃以及其他各式作物的工作,時薪不會超過八、九美元。如果讓幫忙偷渡的人蛇帶他的子女穿越沙漠,每個小孩需付大約一千五百美元。如果讓他們用偽造證件帶小孩子通關,每人得花上五千美元,這番談話把左右人們生活的這種無情的成本效益分析暴露無遺。
走訪一下不容許代價發揮其功能的地方,最有助於理解價格的威力。幾年前我去了古巴的聖地牙哥(Satiage de Cuba),由一位外表髒兮兮的女士駕車帶我在這個港市到處跑。我沒料到她竟是該市最大醫院的一位小兒科醫生。她有點女巫的味道──長著瘤結又瘦得像根蘆葦,門牙少了兩顆。她說是一九九一年古巴全國發生營養不良症的時候掉的,當時因為蘇聯解體,切斷了古巴的經濟命脈。這位醫生有一輛自用的破舊拉達(Lada)牌汽車,人很精明。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和一般街頭小混混似乎沒什麼兩樣,也是在忍耐邊緣的黑市討生活,用汽車載客,或是兜售從某輛貨卡上掉下來的一盒雪茄菸。她載我在市內轉上一整天要價十美元。我忍不住要思索,塑造古巴當時發展前途的那些集體決策,怎會使一位小兒科醫生覺得掙來這樣的待遇而不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