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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Solving the Mystery of Why We Pay What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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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68093
			艾都亞多．波特
			薛絢
			遠流
			2011年7月01日
			113.00 元
			HK$ 96.05

詳
細
資
料

叢書系列：綠蠹魚
規格：平裝 / 352頁 / 正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綠蠹魚

分
類

[ 尚未分類 ]

同
類
書
推
薦

內
容
簡
介

　　2011年度關鍵字：價格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白克（Gary Becker）強力推薦
　　當代觀察最敏銳、白話經濟能力最強的作家
　　如果要找一個代表2011年的詞語，那就是價格。

　　房價已經漲得令大多數民眾難以負擔；石油、水電等民生基本物資的價格蠢蠢欲動；極端氣候肆虐下，食物順勢漲價。古董字畫的藝術市場，更有炒家翻雲覆雨。

　　請告訴我，食衣住行育樂，有哪樣不漲？

　　你可曾想過，生活中事物的價格，是誰定的？價格的漲幅，又是哪些力量在背後操控？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艾都亞多．波特告訴你，價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信仰、婚姻、政策到幸福感、未來，原本你以為不能用金錢衡量的事物，其實都有價格。

　　如果你難忘《蘋果橘子經濟學》帶領你走過那趟充滿驚奇知性之旅的話，
　　如果你曾被《世界是平的》把繁瑣現象化為有趣敘述所吸引的話，
　　如果你知道《正義》所討論的是「道德抉擇的價格」的話，
　　那麼你一定不能錯過《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

作者簡介

艾都亞多．波特 Eduardo Porter

　　《紐約時報》主編，撰寫有關商務、經濟等多種題目的文章。他也在墨西哥市、東京、倫敦、聖保羅、洛杉磯擔任新聞工作。他是《美洲經濟》（America Economia）的巴西版主編，並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美國西班牙語裔人口的相關報導。目前定居紐約。

譯者簡介

薛絢

　　台大外文系畢業，目前專事譯作，譯有《費正清論中國》、《植物的秘密生命》、《空間地圖》、《福爾摩啥》、《富翁的物種源始》、《聖境醫療》、《阿茲特克帝國》、《石油世紀》等書。

目
錄

導論　價格無所不在
第一章　事物的價格
第二章　人命的價格
第三章　幸福的價格
第四章　女人的價格
第五章　工作的價格
第六章　免費的價格
第七章　文化的價格
第八章　信仰的價格
第九章　未來的價格
結語　當價格失靈
謝辭

序

推薦序

一切都與價格有關文/吳家恆（遠流副總編輯）

　　蘇格蘭人生性吝嗇，舉世皆知。嘲笑蘇格蘭人小氣吝嗇的笑話故事，也是不勝枚舉。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某日，某個蘇格蘭小鎮的棺材店貼出「即日起，棺材特價」的告示。結果第二天，小鎮上有一半的人都自殺了。

　　愛丁堡的城堡俯瞰市區，每天中午，城堡都會鳴砲報時，不過，鳴砲的時間並不是正午十二點，而是一點，一個流傳很廣（同時也很符合蘇格蘭人吝嗇天性）的說法是，正午鳴砲，要放十二響，但在一點鳴砲，只需一響，可省下十一發砲彈。

　　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過，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Ⅲ）曾於一六九六年推行窗戶稅，是真有其事。住家若有十扇窗戶，要納稅兩先令。房子的窗戶在十至二十扇之間的，課稅四先令，多於二十扇的需繳八先令。

　　窗戶稅的背後是一種「奢侈稅」的邏輯：有錢人住的房子大，窗戶自然也多，如果擺明了開徵奢侈稅，容易招致民怨。而且窗戶多寡容易計算，徵稅也簡易。可是國王沒料到人民為了少納稅，把自家的窗戶都給封死了。後來首相比特（William Pitt）於一七八四年又在蘇格蘭實施這個稅目，往鐵公雞身上拔毛，那是永世難忘的仇恨，至今愛丁堡人仍把封死的窗戶稱作「比特的畫片」（Pitt’s pictures）。

　　笑話也好，真有其事也好，這都說明了人的行為深受價格所影響，而且不獨蘇格蘭人為然。有個在馬來西亞開出版社的朋友告訴我，馬來西亞的老房子是門面窄窄，裡頭極深。原因是當年英國人統治的時候，課房屋稅是按正面的寬度來課徵的。正面越寬，課稅越多。結果，大家就把門面縮小，建成窄而深的房子，形成獨特的景觀。可見價格不但影響人的行為，也連帶影響了城市的面貌。

　　價格的影響非常廣泛且難以估計。關於蘇聯解體，有個說法是美國當年刻意壓低石油價格，蘇聯是產油國，價格低，對賣方當然不利，美國就這麼把蘇聯的經濟給拖垮了。現在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則設法把油價推高，因為中國是石油消耗國，油價高，對買方不利，藉此牽制中國的成長。這個說法當然相當粗糙，但對於蘇聯和中國，也的確會起上述的效應。

　　放到個人行為的層次來看，天氣熱，我喜歡在超市買罐啤酒，如果從個人喜好來選，我會買朝日啤酒。但實際的狀況是，走到啤酒的冷藏櫃時，先看看有沒有醒目紅字的特價啤酒，基本上，哪個在做特價，我就喝哪個。

　　但是特價啤酒是不是真的特價，那又是另一回事。A超市標示的特價，可能比B量販店平常的價格還貴。或是A超市這次的特價看似很划算，因為特價和原價的價差大，但是印象裡頭，A超市所標示的原價，比幾天前高。這種陰影一蒙上心頭，可能會讓我打消購買的念頭。或是C超市在做啤酒節，雖然有些啤酒價格貴，但是基於嘗鮮或是包裝設計漂亮，還是會買幾瓶來喝喝。

　　類似的出現需求、比價、取捨的過程，每個人每天不知道進行多少遍。人的行為最後的落點，受到價格極深的影響，但是，我們對於價格是怎麼一回事，瞭解得卻非常少。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艾都亞多．波特（Eduardo Porter）在新書《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中，從價格的角度，檢視了生活各個層面的種種事物，就如同《美麗境界》的作者雪爾薇亞．娜薩（Sylvia Nasar）所稱許的：「如同開啟保險箱密碼鎖的高手，解開了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謎團。本書有機智、有風格，處處可見意想不到的敏銳洞察。換言之，其妙處是難以定價的。」

　　講到價格的制訂，我們很容易想到許多政府官員掛在嘴上的口頭禪──「一切尊重市場機制」。什麼是「市場機制」？當然就是供給與需求了。供過於求，價格下跌；求過於供，價格自然上揚，在亞當斯密的眼中，這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

　　在亞當斯密的年代，國家的控制力還無法伸到經濟生活的每個層面，國家的財富和任何握有資本的個人還不足以影響市場的供需。亞當斯密生長的蘇格蘭，還是「合併法案」生效之初，透過這個法案，蘇格蘭成為英格蘭的一部份。而殘餘的反抗勢力與蘇格蘭地方勢力結合，是英格蘭人亟欲剷除的對象。因為蘇格蘭的「本土派」支持斯圖亞特家族，而許多本土派是從事農業的，種麥、畜牧，蘇格蘭氣候陰沈嚴寒，當然要喝點大麥釀製的威士忌了。

　　所以英格蘭人想方設法，要把威士忌納入管控，也就是對威士忌加以課稅，並嚴懲私釀。如此一來，既可把經濟活動納入稅收的範圍，也可控制蘇格蘭地方勢力，瓦解反抗勢力。

　　要知道，所有的課稅或是政府收取的規費，都是一種試圖控制價格的行為。英格蘭要從小氣的蘇格蘭人身上課稅，談何容易。英格蘭派的徵稅官員查訪蘇格蘭鄉間，而蘇格蘭人也就躲，反正蘇格蘭有的是起伏的山巒、隱蔽的谷地。有時還把將要報廢的釀酒器材報繳官府，讓英格蘭人有點成績（查獲釀私酒的巢穴等等），報繳的人還可領獎金。雙方你來我往，鬥智鬥力，非常有意思。

　　其中，價格的身影清晰可見。稅收本身就是一種價格，而賞金也是一種價格。政府的政策透過獎勵與懲罰，就是在影響市場的價格。就如同奢侈稅一確定開徵，就馬上影響了進口車的進貨速度、數量，以及車商與消費者的行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恐怕只存在於理論的層次，在現實中──至少是二十一世紀的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即使市場取決於供需，我們也要問，需求是怎麼來的？在現今的世界，嚴格意義的「必需品」只佔我們日常消費的很小一部份而已。如果要存活，我們只需要空氣、水和足以果腹的食物而已，其他像是手機、網路、服飾配件、車子，都是不需要的。那麼，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需求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我們願意為它支付我們所付的價格。

　　我曾經不只一次在孩子的小學碰到開著名車、拿著名牌包、住在昂貴房產的家長，為了買書是六五折還是七折計較半天。拜託，這中間只是十五、二十塊的差別而已啊！或是面對一本四百塊的書買不下手，但卻認為某品牌的化妝品「只要幾萬塊，好便宜！」價格的背後，顯然不只牽涉到供需而已，更牽涉到需求的形成、商業的運作、價值感的建立、文化甚至宗教的影響。

　　最近中國大陸的物價飛漲，報載豬肉一個月內調價七次，漲幅達四成。這對於通貨膨脹的惡化以及預期漲價的心理，當然有推波助瀾的效果。但是，就算豬肉漲了四倍，中國大陸的穆斯林還是老神在在，因為他們所信的宗教不准他們吃豬肉，除非豬肉帶動其他的物價上漲，不然豬肉再怎麼漲，對穆斯林都沒差別。

　　在一般民眾眼中，豬肉是民生必需品，但是在穆斯林眼中，是沒有任何交易價值的。這個例子告訴了我們，宗教也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透過艾都亞多．波特高超的解釋與敘述能力，讀者在《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中進行了一趟價格之旅。

　　好書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讀過之後，我們有一部份就此改變，再也不能用原有的角度、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換言之，「我們再也回不去了」，而《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顯然屬於這一級別的書，雪爾薇亞．娜薩說得很對，它的「妙處是難以定價的，」讀者得自己走一遭才行。

謝辭

　　我靠寫稿為生已有二十年之久，以前卻從不覺得寫作會是一次探索之旅。這本書能寫成，也和所有的歷險故事一樣，是因為一路上有各式各樣的精彩人物現身。

　　如果沒有許多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大力幫忙，以及一些生物學家、人口學家、社會學家的偶而啟發，我根本不可能動筆。他們有些人是不經意地或無意中幫了我，甚至有的已經不在人世的。

　　我要向傾力相助的幾位學者特別致謝：世界銀行的達斯谷卜塔和維加恩德拉．勞（Vijayendra Rao），康乃爾大學的法蘭克，哈佛大學的勾丁與賴布森（David Laibson），賓州大學華頓學院的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他們都耐心講述各自的一些著作，幫助我理解了一些艱深的概念。

　　我當然也應該感謝上百位的科學家。他們提供的畢生研究成果探討了有關人性的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們如何在不同選項之間作抉擇？我們為什麼會做出某些行為？我是根據他們的見識與發現而規劃本書大綱的。

　　感謝出版社的團隊。在我還不確定本書最終如何發展之前，柴克漢（Adrian Zackheim）已經看出它的前景。他和楊恩（Courtney Young）一直都有精準的建議，作了許多內行的增減修飾。魏瑟（Will Weisser）與柯爾（Maureen Cole）包辦了行銷與宣傳。感謝費茲傑羅（Lance Fitzgerald）將本書推向全世界，使我從未到過的許多地方的讀者也能看到它。倫敦出版社的亞瑟（Jason Arthur）與莫爾（Drummond Moir）都給此書不遺餘力的支持。

　　我非常感激雷生（Cressida Leyshon）、費許曼（Steve Fishman）、柯恩（Adam Cohen）、克里斯托夫（Nick Kristof）、德伊克（Charlie Duhigg）。他們幫我看稿並提出寶貴意見，使我不致於偏離主旨或不知所云。感謝蘇利文（Time Sullivan）的耐心與明智，幫我把雜亂的思緒理成一個連貫的中心思想。謝過了朋友，我也該謝謝頭腦聰敏的研究助理們：沙茲曼（Avi Salzman）、高特弗瑞（Miriam Gottfried）、萊卜金（April Rabkin）、斐瑞斯．格羅貝（Alejandra Perez Grobet）。書中如果還有資料搞錯，那都得怪我自己了。如果沒有三位校對的明眼，謝謝弗瑞德曼（Joshua Friedman）、柯爾比（Susan Kirby）、卡弗林納（Jane Cavolina），錯的地方會更多。

　　感謝我在《紐約時報》新聞組和編輯組的同仁們。每天與諸位共事，乃是我的榮幸。特別要感謝我的上司羅森塔（Andy Rosenthal），蒙他大度，本書才得問世。

　　更應該感謝的人還有家母，她那樣不計艱難地支持，與隨時無條件給予愛與鼓勵，也只有母親能做到。我能寫這本書，其實全憑老友巴納曼塔（Zoe Pagnamenta）的堅持，她不但相信我能寫書，而且幫我搞清楚要在書裡講什麼。她對這本書有堅定不懈的死忠，也是這本書不可或缺的導航者，多虧她指明出版之海中應該走的方向。也要謝謝倫敦的特烈文（Simon Trewin）。

　　最後要感謝我的妻兒，為了包容我這次全新的歷練而改變他們的生活步調。內人吉賽兒（Gisele）不但同意我徵詢她的意見，在我動筆之初尚不確定的階段給予建議和鼓勵，而且一肩承擔家長之責，努力填埔我缺席時的空洞。兒子馬太（Mateo）可能在記憶中把這個階段當作爸爸不能去玩的時候，他還不懂我其實玩得多高興。他應該曉得他對我寫成此書有很大功勞，他的稚嫩之愛與不分時地的愉悅不斷帶給我光與熱。他是我在院子裡踢球的好夥伴。少了他，這本書也寫不成。

導論價格無所不在

Prices Are Everywhere

　　凡是到開發中國家看見過垃圾山的人都曉得，價值是難以認定的。對於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人而言，居家生活的廢棄物當然是沒價值的東西。所以人們才要把它丟棄。挪威人顯然情願花大約每公噸一百一十四美元的費用找人幫他們把可回收再利用的垃圾作分類。數年前曾有一項調查顯示，美國田納西州的卡特社區的人家，情願每年支付等於目前三百六十三美元的費用，以免自家附近建有垃圾掩埋場。

　　走出我們切身經驗的圈子不遠，垃圾會成為值錢的商品，非洲的布吉納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市區以外的康波安塞地區（Kamboinse），農民出錢讓瓦市的垃圾清運人員把未經分類的固體廢物傾倒在高梁田和小米田裡，連同廢棄塑膠物品在內，充當肥料用。二○○三年的要價是每公噸四百法郎。二○○二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新德里市垃圾場挑揀垃圾的人，每揀一公斤的ＰＥＴ（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脂）製飲料空瓶可以賺取兩盧比，每揀一公斤硬質洗髮精空瓶可賺七盧比。小孩走在德里的垃圾山上挑揀，每人每天可以賺二十至三十盧比。

　　廢物垃圾呈現的價值議題，其實是和其他事物相同的。我們派給它的價格──也就是我們為了取得它或除掉它所樂意付出的，乃是隨著它附帶的損益而變的。兩盧比的一袋ＰＥＴ空飲料瓶，一個一整天沒吃飯的印度小孩眼中所見的價值，會比我這個吃飽肚皮的紐約新聞人所見的要高，這孩子為了揀得值兩盧比的一袋空瓶子所必須做的事──承擔生命與健康的風險在垃圾堆裡耗上一天，對她自己而言不算是太過高的代價，因為這條命差不多就是她僅有的了。為了取得食、衣、住，她除了冒這樣的風險之外，也沒什麼其他選擇。反觀我呢，擁有的東西很多。我的收入頗不賴。如果要問什麼東西我嫌太少，就是空閒時間。把空的ＰＥＴ瓶拿到超市的回收亭，一只可以換五美分，可是我嫌太浪費時間。

　　這樣作比較，用意不是要強調富裕的人擁有的機會比貧窮的人多，而是要點明，窮人面對選項的時候和富人一樣，會評估取捨的代價。最貧窮的印度小女孩和最富有的美國男人如何行為，都是由眼前的可行之路附帶的相對損益來決定。價值的高下，是根據這兩個人可掌握的機會與面臨束縛的多寡而定。他們認定的事物的價格──他們願意為生活或垃圾付出多少，大致道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垃圾的價格是社會文明的指標之一，污染在貧窮國家裡最不值錢。貧窮國家最情願為了換取經濟成長而接受更多垃圾。然而，人們漸漸富裕的同時，污染的相對價格也在升高，終至昂貴到足以改變經濟發展的路線。中國的環境污染嚴重，其污濁空氣與骯髒水流卻是作了選擇的後果，已經盤算過污染危害健康、水源等等的代價，以及削減生產或更換廠房設備以控制毒害的成本孰輕孰重。這個選擇和瑞士大不相同。在瑞士，保存環境資產（包括清淨空氣、樹木、野生動物）是比提供失業農民至工廠就業的機會更有價值的事。瑞士人加入環保組織的人數是中國的兩倍。超過三分之一的瑞士人口認為環境污染是國家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中國有同感的人只佔一六％。

　　可是，中國人將來也會認為，多蓋一所火力發電廠的代價是高過增加產量的價值的。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之際，有可能逐步脫離諸如煉鋼石化等毒害最重的工業，轉向諸如醫療與金融服務等污染較少的方面，甚而可能發展到向一些更能容忍污濁水源空氣的較貧窮國家購買鋼料和化學品，換言之，中國的做法會越來越像瑞士或美國。曾有一項研究指出，一個國家的人均所得達到八千九百美元至一萬零五百美元之間的時候，也是該國家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高峰的時候。以美國而言，二氧化硫排放量在一九七○年通過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的時候最高，此後至今，排放量下降了一半。

　　由此可見本書主張的論旨：我們每次作的選擇都受擺在眼前的選項的價格左右，價格是我們就選項的益處計算它們的相對成本多寡而估定。有時候得失權衡是明白且直接的，例如，我們捨自己喜愛的啤酒品牌去買當日特價的另一種啤酒。揀垃圾的印度卻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得失究竟在哪兒。知道該從哪兒看出那些操縱我們生活的價格，知道我們的行為如何影響我們面對的種種價格，不僅僅會幫助我們評價自己作的決定。我們個人與整個社會面對的諸多價格，以及它們如何牽動我們，如何在我們循著某一條路走的時候起變化，乃是披露歷史時的一個有力觀點。將近二十年前，歐巴馬總統（Brack Obama）的首要經濟顧問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還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主要經濟學家。當時他簽署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提及富裕國家輸出垃圾到貧窮國家是有理的。他說，因為貧窮國家的工資比較低，工人若是生病或死亡，承受的損失也會比較小。備忘錄說：「我認為把一整批有毒的廢物倒在工資較低的國家裡是有無懈可擊的經濟理由為後盾的，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此外，有其他問題的貧窮國家裡，污染不是那麼重要。「相較於一個國民五歲以下死亡率是千分之兩百的國家，國民會存活到可能發生前列腺癌的國家關注對於前列腺癌發生機率有百萬分之一影響的作用物，當然要嚴重得多。」

　　這份備忘錄在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地球高峰會之前僅幾個月的時候走漏，證實各界批評世界銀行把貧窮國家當作垃圾場的話不假。已故的巴西環保部長魯曾柏格（Jose Lutzenberger）在致桑默斯的信函中說，如此推論「十分合乎邏輯，卻是徹底失心瘋」。當時的副總統高爾（AI Gore）震怒之下出手，扼殺了桑默斯出任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機會。桑默斯為此道了歉，說備忘錄其實是以「譏諷的對比法」來突顯有關垃圾交易的分析思考。

　　魯曾柏格說得對。工資不是人們認定價值的唯一基準。貧窮國家中處理垃圾問題的代價往往是零，不是因為公民不在意污染，而是因為政府不實施與污染相關的法條。然而桑默斯的論點也很有力：在比較貧窮的國家，無污染環境的價值比不上較富裕國家裡許多供應無虞的東西──例如學校。接受垃圾以換取多建一所學校的機會，是許多開發中國家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

＊越過邊界的代價

　　我們多數人會在購物行動中想到代價。在市場裡，是價格在節制我們消費什麼東西，在指導我們如何配置資源給諸多需求。價格提示我們在自己的預算限度之內定出優先順序。價格也為我們的購買模式操舵，為企業如何決策製造我們購買的東西操舵，使業者的供應能符合我們的需求。市場便是這樣組織起資本主義式的經濟。

　　但價格卻不僅僅關乎我們在店裡買的東西，價格無處不在。價格在每個路口慫恿我們走上這條或那條路。這可說是顯而易見的：每個決定都等於是我們在自己指定的多種不同價值選項中間作了一次選擇。辨識這些價值能使我們更透徹地理解自己作的決定。價格可以用貨幣、現款、信用來計量。成本與效益也可能設定在愛、苦勞、時間之中，我們最重要的通貨其實是機會。不論採取什麼行動、擇定哪一條途徑，成本都是由我們當下可取捨的項目構成的。五美元一片的比薩餅的代價，是我們能用五美元去做的所有其他事。結婚的代價包含我們必須維持單身才能做的所有事情。我們抗拒不了愛情與伴侶的誘惑而結婚了，多年後卻納悶自己怎會捨棄自由被婚姻綁住。經濟學家把這種情形稱為「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我們評估機會成本的大小，從而規劃我們的人生。

　　揀垃圾的印度小女孩光是能呱呱墜地，就已經越過了一道關卡。因為印度人非常重男輕女。按印度二○○一年的人口調查記錄，六歲與六歲以下的男女童比率是一千人比九二七人。反觀巴西，是每千名男童比一，○二六名女童。美國的是一千比一，○二九，印度的重男輕女源於一種極不利的成本效益分析：男孩子生來是要接掌家業奉養父母的，女兒卻必須出嫁──父母得負擔繁重的嫁妝。印度各個地方政府為了補救失衡現象，試行了提增父母親愛女之心的反貧計劃。德里政府二○○八年的政策是，給貧窮家庭新生女嬰開戶存入一萬盧比的錢，女嬰達學齡之後，還會再存入一筆錢。這些存款是為了女孩日後結婚或升學預備資源。哈里亞那（Haryana）於二○○六年推行了一套社會保險方案，只有女兒的家庭中，雙親在四十五到六十歲之間，每個月可領五百盧比，六十歲以後改領一般老人補助。

　　我想起一次與美國加州史道克頓（Stockton）一個非法移民的對話。那是大約二○○二年的事。我當時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撰稿談論美國的西班牙語族裔人口。這位移民給我上了一課，告訴我他要把兩名幼年子女從墨西哥偷渡來美國的兩種方式，各有何優缺點。走山路（por el monte）要受橫越沙漠之苦，走邊界（por la linea）要用假證件通過正規的檢查站。他很難作決定。他在加州聖華金谷（San Joaquin Valey）做採收蘆筍、櫻桃以及其他各式作物的工作，時薪不會超過八、九美元。如果讓幫忙偷渡的人蛇帶他的子女穿越沙漠，每個小孩需付大約一千五百美元。如果讓他們用偽造證件帶小孩子通關，每人得花上五千美元，這番談話把左右人們生活的這種無情的成本效益分析暴露無遺。

　　十五年來，美墨的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的預算成長了大約五倍。郊狼（Coyote，即以協助偷渡美墨邊界為業的人蛇）的平均費用也隨之增高，二○○八年大約為兩千六百美元。然而，按中途死亡的機率所估算的代價才是增加最劇的，以前從聖地牙哥一帶越界需時不到一天，現在穿越亞利桑納沙漠要走三至四天的路，一路上要慎防盜賊以及邊界巡邏警，還得拖得沉重的飲水。一九九四年有二十四名試圖偷渡美墨邊界的人死亡。二○○八年的死亡人數是七百二十五人。那位與我談話的移民所作的盤算是相當明白的。如果讓他的子女走邊界來美國，他必須努力加班賺到代價。代價雖高，卻可以降低孩子在途中喪命的風險。

　　美國人有關非法移民的辯論，本身就是一場代價討論。批評者指稱，非法移民甘願少拿工資，把本國勞工的薪資也拉低了。他們說，這些移民消耗諸如子女教育、緊急醫療照顧等公部門服務，加重了本國人的負擔。

　　這些證據不像表面看來那麼站得住腳。多數非法移民是用假的身份證明登記入冊而就業，和其他所有的勞工一樣，領的薪水是已經扣了稅的。政府提供的各項福利，大部分是他們無緣享用的。而且，外來移民拉低美國工作者薪資之說也欠缺證據。有些企業──加州的農業是一例──根本是靠廉價的移民勞力在支撐。一旦沒有這些移民，農場的工作機會也就沒了，從農田到包裝工廠的各式各樣工作也跟著消失，美國人吃的蘆筍和草莓就得靠進口了。

　　非法移民的確會影響美國的一些價格。按一項研究估計，一九八○年至二○○○年的移民激增導致管家、園丁等服務業的平均代價降低超過九％，主要是因為破壞工資行情。不過這對本國人工資並未構成衝擊，因為貧窮的非法移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對象是別的貧窮非法移民。
移民政策向來是由負擔其成本與收取其效益的人在決定。政治體系容忍非法移民，是因為非法移民的廉價勞力對於農業綜合經營以及其他企業是有助益的。他們的廉價勞動力為中產階級的美國人提供了費用不貴的保姆管家。這也暗示，儘管總統口頭上贊成有必要改革移民法，卻不可能有大動作。為非法移民開一條在美國工作的合法之路，會有政治方面的風險，也可能鼓勵更大量的非法移民流入。反之，完全排除非法移民的成本太高了。眼前的現狀將就些也還過得去，何必徒勞一番增煩惱？

　　外來移民的消長，將持續取決於潛在移民如何計量最低薪資工作的前景（也許是步上富足之路的第一階）以及嚴峻邊界施加的成本。代價有時候可能會太高。美國國土安全部估計，二○○九年的非法移民人口已從二○○七年高峰的一千零八十萬減少了一百萬人。

＊代價重於一切

　　我們既然知道代價能在左右人的選擇，政府竟不多多用它來導引人民的行為，實在相當出人意外。比方說，推行公共衛生方面的運動也許是教導戒絕某些有害行為（如吸菸、濫用藥物）的良策，但是效用遠不及價格的大。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發起「向毒品宣戰」至今已有三十年，藥物濫用的情形猖獗依舊。一九八八年至二○○九年之間，十二年級學生承認上個月吸食過毒品者從一六％增加至二三。同期，十三歲至十九歲青少年吸過菸的人數從二八％下降至二○％。

　　數字看來有矛盾。未成年的人買香菸雖然是違法的，成年人卻可以隨便取得。至於毒品，任何人買賣使用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諾州被逮到持有古柯鹼，哪怕只是一丁點，也要坐牢一至三年。如果再看使用菸、毒的代價一路如何演變，就會覺得上述數字差異不那麼矛盾了。市、州、聊邦各級政府自一九九○年起雷厲風行的一系列稅捐，使菸價大致加倍，平均一包售價漲至五．二美元。二○一○年七月一日，紐約市一包香菸的售價再漲一．六美元，使最低售價高達十元八角，其中有七毛五是聯邦、州、市政府課徵的稅捐。相形之下，二○○七年紐約市街頭的古柯鹼零售價是每公克一○一美元，比一九九一年下降了二七％。海洛因的售價暴跌四一％，一公克只賣三百二十美元。價格暴跌反映的是，扼止非法藥物流入美國市場的政策無效。但是這也指向一個可行的辦法：代價夠高，青少年就會減少使用。與其打一場失敗的反毒戰，改用合法化、管制、課稅的手段，也許更能有效減少濫用。

　　且看我們撥弄油價能達致什麼結果。美國汽油價廉，所以人們可以搬到距離工作場所、學校、購物地點比較遠的大一些的住宅。一九九七年至二○○七年間，美國人的上班通勤路程中間數從九英哩增為十一英哩（約十四．五公里至一七．六公里），典型的住家從一七五○平方呎擴大至一八○七平方呎（約四十九坪至五十一坪）。

　　範圍拉得這麼大的情形在歐洲極少見。歐洲的城市是被歷史限制的，建築時間超過一世紀或幾世紀，那時候的遠距移動是耗時又費力的。法國大革命期間，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Ⅵ）從巴黎逃到一百五十哩（約四○二公里）外的瓦連納（Varennes），耗費了二十一小時，現代的都市範圍擴大則是受汽油稅的抑制。歐洲的油價是美國的二至三倍，德州的休士頓市（Houston）總人口與德國港都漢堡（Hamburg）差不多，每平方哩的人口卻比漢堡市少了兩千五百人，部分要歸因於油價。

　　美國城市與西歐城市雖然有別，兩者若與前蘇聯集團的城市發展相比較，差異就更顯著了。市場價格在蘇聯體制下對於土地分配的影響極小，甚或全無影響。七十年共黨治國憑官僚法令分配土地，留下的都市景象是，痘疤般的老朽工廠在鬧區精華地段上凋零，住宅區的房屋往外環越建越多，都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時代、赫魯雪夫（Nikita Khurshchev）時代，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時代蓋的一圈又一圈的公寓群。

　　蘇聯解體之後，世界銀行都市計劃與住屋籌資專家於一九九○年代中期作的一項研究發現，莫斯科市的建築物多的區域有三一．五％是工業建築佔據。首爾市的只有六％，香港和巴黎只有五％，這三個城市的人為了要住在靠近鬧區便利設施的地方而付出高價，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是距離市中心大約三哩（四．八公里）處。莫斯科的最稠密區是距離市中心十五哩（廿四公里）的地方。

　　人類歷史上為何會有根本迴異的動態，用代價的三稜鏡可以看出端倪。運輸工技的進步降低了遠距移動的成本，促成了十九世紀第一波經濟全球化。肥胖的流行病遲早會發生，因為人類進化所設計的身體原本是為了要在食物稀少的環境裡求生，怎堪我們一見到現代科技帶來的豐厚廉價卡路里就大吃一頓？

　　走訪一下不容許代價發揮其功能的地方，最有助於理解價格的威力。幾年前我去了古巴的聖地牙哥（Satiage de Cuba），由一位外表髒兮兮的女士駕車帶我在這個港市到處跑。我沒料到她竟是該市最大醫院的一位小兒科醫生。她有點女巫的味道──長著瘤結又瘦得像根蘆葦，門牙少了兩顆。她說是一九九一年古巴全國發生營養不良症的時候掉的，當時因為蘇聯解體，切斷了古巴的經濟命脈。這位醫生有一輛自用的破舊拉達（Lada）牌汽車，人很精明。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和一般街頭小混混似乎沒什麼兩樣，也是在忍耐邊緣的黑市討生活，用汽車載客，或是兜售從某輛貨卡上掉下來的一盒雪茄菸。她載我在市內轉上一整天要價十美元。我忍不住要思索，塑造古巴當時發展前途的那些集體決策，怎會使一位小兒科醫生覺得掙來這樣的待遇而不吃虧。

　　＊代價一旦失靈

　　代價和所有威力強大的東西一樣，必須謹慎處理。二○○四年五月間，澳洲政府因為關注生育率低的問題，宣布發給七月一日以後出生的孩子「嬰兒獎金」，每名三千澳幣。立即就有回應：預產期快到的媽媽把剖腹分娩的時間延後，盡全力阻止胎兒在七月一日以前誕生。結果整個六月嬰兒出生數目下降。七月一日當天，澳洲創下了三十年來最高的單日嬰兒數記錄。

　　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Ⅲ）曾於一六九六年推行窗戶稅，當時他一定認為按窗戶的數目來課稅是個好點子。住家的窗戶多達十個的，要納稅兩先令。房子的窗戶在十至二十扇之間的，課稅四先令，多於二十扇的需繳八先令。

　　這種稅很合邏輯：窗戶多寡很容易計算，徵稅也簡易。而且算得上公平，因為富人比較可能住窗戶多的大房子，所以應該多繳錢。此外，這麼做也迴避了人民對於所得稅的強烈敵意。可是國王沒料到人民的反應：大家為了少納稅都把自家的窗戶封死了。後來比特（William Pitt）於一七八四年又在蘇格蘭實施這個稅目。至今愛丁堡人把封死的窗戶稱作「比特的圖片」（Pitt’s pictures），就是從這位首相的名字來的。

　　看似不過分的舉措，如果改變了───哪怕只是微幅改變──人們對成本與效益的評價，也可能引起整個社會反彈。美國於一九七四年規定全國遵行每小時五十五英哩的速限就是一個例子。當時是因為阿拉伯國家宣布對美國禁運石油，以回應美國要在贖罪節戰爭（Yom Kippur War）之後再供應以色列軍事裝備的決策。美國政府面臨這第一次的石油危機，採用了藉速限來節約汽油的辦法。

　　增加汽油存量在當時是個合理的目標。然而，政策錯在忽視了開車人的時間的價值。按新定的合法速限，開一趟七十英哩的路程要花一小時十六分，比時速七十哩的速限多了十六分鐘。以一九七四年生產工人平均時薪約四．三美元來計算，來回通勤的那十六分鐘要工人付出大約一．一五美元的成本。

　　一九七四年的含鉛汽油售價是每加侖五角三分。一般的開車人若要拉平損益，每跑一趟得省下二．一七加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大幅節約燃油。例如，像雪佛蘭郊區（Chevy Suburban）這種車款可增加燃料效率二二％，或是像本田喜美（Honda Civic，一稱本田思域）把燃料效率加倍。壓低速限當然達不到這種增值，所以駕駛都不理會這速限新規定。

　　以一九八四年為例，紐約州際公路上的駕駛，有八三％的時間不遵守時速五十五英哩的速限。他們集資五十至三百美元購買短距無線電手機（CB radio），互相通報道路上哪兒正有警察抓超速。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間，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核發了將近八十萬個使用許可給火腿族。到一九七七年，路上的這種無線電多達一，二二五萬個。警察針對火腿族的反應是裝設雷達測速，火腿族的反應則是使用雷達偵測機。有些州政府又明令雷達偵測機是違法的。我想，美國參議院在一九七四年通過「緊急公路能源節約法案」的時候大概沒料到會有這些連鎖反應，參院於一九八七年把速度上限提高為時速六十五英哩，到一九九五年再把聯邦速限整個撤銷掉。

　　＊代價會把我們帶到哪裡？

　　公元前三百年的希臘大數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曾說，他只需有一根槓桿、一個支點、一個穩固的地方可站，就可以移動地球。使人行動需要代價，結婚率下降不是因為風尚有變，而是因為就結婚連帶的必要犧牲計算的代價升高了。我們現在生的孩子比以前的人少，是因為養育小孩的成本比以前高。經濟學家說，天主教會的信徒遞減不是因為人不信上帝了，而是因為入教的代價大不如福音教派基督新教，後者的教會要求信徒付出大得多的投資，所以能激發較大的忠誠度。

　　本書要帶大家走進商店，看看價格標籤如何對我們的心理發生作用，巧妙地慫恿我們購買。我們也要試圖越過日常交易行為這一層，探討別種代價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許多文化之中，男子付出娶妻成本以求盡量多累積財產，並提增繁衍子孫的成功率。也有一些文化裡，父母親會把女的胎兒墮掉，以避免將來嫁女兒時的嫁妝負擔。我們歸因於「文化變遷」的許多行為，其實是在我們為因應代價改變而調整預算的時候發生的。本書將要思考，僱主為什麼要付錢給員工，卻不使他們成為奴隸。我們將要剖析，為什麼在我們變得越來越富裕之際，代價漲得最多的卻是難得的閒暇時間。我們也會發現，即便我們都說生命是無價的，卻往往對自己的生命賤價看待。

　　我們也會發現，代價可能誤導我們。至今我們仍不清楚，美國社會要為二○○○至二○○六年間的住屋價格節節上升導致的經濟扭曲付出多大代價。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回顧二十世紀的低廉油價，也許會覺得那是環境遭受莫大危害的起因。價格有可能包含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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