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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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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3268406
哈雷特.阿班
楊植峰
遠流
2011年9月01日
140.00  元
HK$ 119
省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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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系列:實用歷史精裝書
規格:平裝 / 452頁 / 正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實用歷史精裝書


人文史地 > 中國史地 > 朝代史 > 民國









  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作者簡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

  又譯為亞朋德,1884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卒於1955年,一生未婚,無子嗣。他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當起了實習記者。來華前,已在美國報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來華,1929年之後任《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1941年離開,一待就是十五年。與中國上層人士關係密切。著述頗豐,作品包括《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等。

譯者簡介

楊植峰

  1962年生,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職於中國新聞社、澳大利亞自立快報等機構,目前是澳大利亞Cell Bikes公司董事及「人人單車網」董事。出版的作品有《梨香記》、《帝國的殘影》,並有中短篇小說散見各文學期刊。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譯者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線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現在,居於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裡,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裡,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了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了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幹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裡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歷盡艱險多年,回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代表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困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裡,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儘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家鄉、遠離家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裡,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家,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鉅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出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儘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回國休假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了,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家,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回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裡。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裡寫出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了「許許多多年了」。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了。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回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出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了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污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髮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了。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了。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幹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了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裡短期出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了。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出,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裡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只望著塘裡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了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回去工作了。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沒錯,該回去幹活了。對手報紙昨日登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千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了。

  再說,你的家、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秋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只要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只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回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裡戰鬥,在那裡死去。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回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了?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制。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線的事,或英國撤出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線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出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回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歎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線、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寧,還只是權宜之計,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歷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儘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面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了。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歷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了。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制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不斷壓制,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只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出現,則不等回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譯者序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層,找了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了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了。」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只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了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線拚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後來,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面更重視,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向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裡,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只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出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需要時,只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面,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出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裡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於寧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出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歷史,才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歷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裡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講歷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裡,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胡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家)、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顏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節國內出版物中罕見。一般認為,松井及手下八十軍官被日本召回,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後對日負面報導過盛,而讀了本書後即知道,其主要原因,還是與美艦帕奈號(U. S. S. Panay)在長江被日機擊沉有關。而拖松井石根下馬的報導,正是出於阿班之手,發表於《紐約時報》,並造成轟動。對於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繪,其中有狡詐,有忠厚,有愚鈍,有精明,有凶悍,有溫良……不再千人一面,誇張失真。

  阿班加盟《紐約時報》前,曾短暫主持英文的《北京導報》(The Peking Leader)。該報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總編是美國人柯樂文(Guover Clark, 1891-1938)。《北京導報》是二○年代北京僅有的兩份英文報之一,陣地雖小,卻各方爭奪。明裡由教會資助,暗中又收受顧維鈞、馮玉祥和蘇聯人的津貼。該報在現代中國新聞史上地位雖有限,卻為在華的國際媒體輸送了兩位關鍵人物:一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一為風頭極健的路透社(Reuters)駐華記者趙敏恆。本書未提及的是,阿班離開該報後,柯樂文又去紐約尋來趙敏恆接任。由於報紙規模局促,兼之柯樂文人品有缺,阿班及趙敏恆均未久留。本書對《北京導報》之運作及柯樂文的為人皆有生動描寫,可資研究北京早期英文報業者參考。

  阿班一邊講述新聞的採寫,一邊帶出歷史細節。許多資料是罕見的,因而珍貴。關於孫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從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採得了第一手資料,是全球報導此事的第一人;濟南慘案發生時,阿班是置身現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對事件的陳述,具極高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東北,最早作了預報。

  關於中美兩國關稅條約的簽署,阿班也為讀者補充了細節,正是由於國民政府行政無序,美國政府雖主動提議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卻被有關部門誤置十八個月,不獲高層所知。直至宋子文與美國公使馬慕瑞碰頭時,才知此事存在,於是加緊簽署。故而《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是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署的。而與其餘列強間的新關稅條約,均由外交部長王正廷簽署。

  對於鮑羅廷的外表,阿班作了極生動的描述。在中國革命史中,這位蘇俄顧問的作用舉足輕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擊者的描寫。他還寫了顧維鈞的暴跳和無奈,張宗昌的奢靡與殘暴,宋子文的堅韌與精幹,張學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國官員中,他對宋子文著墨最多,評價最高,認為他無論政見人品,都可躋身世界偉人之列。

  他動員《紐約時報》援救胡適出獄一事,國內歷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因在《新月》連發三篇重要文章,觸怒國民政府,終於被逮捕。因有消息傳出他將遭槍決,阿班氣急攻心,動員時報總部發表長篇社論,譴責國民政府暴行。他將社論迅速翻譯成中、日文,耗費大量金錢,將社論以電報發送到遠東所有中、日、英報刊轉載,形成鋪天蓋地的譴責之勢,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收回屠刀,將胡適釋放。

  西安事變的報導,是阿班的又一場漂亮仗。事變發生當日,阿班便憑他與蔣、宋、孔、陳的交情,為《紐約時報》搶到了全球的獨家新聞。新聞史常說,最先報導西安事變的,是路透社的趙敏恆。但趙敏恆是靠嗅覺推斷,最多是猜測,阿班則報導了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鐵證如山。此事的發現,極具戲劇性,也得益於他在人脈上的無敵。那晚,他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給蔣介石顧問端納去電話,沒想端納也不在酒店,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於是,他馬上撥電話到宋美齡公館,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馬上一遍又一遍撥打孔祥熙家電話。撥了無數次後,終於有傭人接聽電話,讓他找到了端納和宋子文。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驚天大新聞,一個無與倫比的獨家消息,就這麼迅速誕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有專門一節「協助《紐約時報》」描述此事,他寫道:「這是第一個外國新聞社上海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關於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我們從書中得知,手稿的寫作始於一九三七年年初。宋氏著手寫作此書時,便有意售予出價最高者,將所得設一基金,用於西安事變被害衛隊成員遺孤的教育。而出價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報業聯盟,以一萬兩千美元從宋美齡手中購得此書的版權,在北美發表。宋美齡的原稿為英文,我們今日讀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購英文版的譯文。

  西安事變後,阿班在杭州拜訪了蔣氏夫婦,並以帶引號的直接引語形式,錄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經過所作的親口回憶,而現場翻譯為宋美齡。此段回憶,與實際經過,應是最為貼近的。

  有些歷史事件,在中國長期受忽略,阿班的書便起到□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環球飛行之父林白到訪中國一事,歷史性有之,戲劇性有之,我們卻大多不甚了了,《採訪中國》裡便有詳細記載。

  阿班是為新聞而活的,他不找新聞,新聞也會找他。抗戰期間,中國空軍誤炸南京路時,阿班正帶著他的助手比林漢(Anthony James Billingham)在先施公司採購。他坐在車裡,被爆炸震昏,受了輕傷,比林漢在先施公司大樓裡,則身受重傷,幾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當時情形,從市民仰頭看飛機,一直到爆炸後的搶救與善後,如電影鏡頭,細緻真切,其第一手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加盟《紐約時報》之初,他還因無情報導,嚴重得罪過上臺不久的國民政府,以至國民政府宣傳部和外交部竭一國之力,花一年時間,不惜與《紐約時報》及美國為敵,欲將他驅逐出境,卻終因國弱而難逞。在中國現代史上,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大事。他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因此案而結怨,又因案結而怨解,終於成了好友。

  南京淪陷前幾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在長江炸沉美國軍艦帕奈號。此事曾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舉國激憤。由於帕奈號上載有一批攝影、攝像記者,事件經過被全程以影像記錄,後經米高梅公司製作成記錄片,在全美放映。為避免全美反日情緒失控,迫使美政府過早介入對日戰爭,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總統下令剪去影片關鍵部分,使日軍蓄意攻擊之事實,不至彰顯。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國民眾之對日觀感徹底扭轉;全美支持中國抗日之民意基礎遂告初成。日美開戰,始於珍珠港襲擊。至於序幕,不乏史家認為帕奈號被炸沉時,即已拉開。日本對此事,一向堅稱為誤炸。而阿班進身幕內,貼近日軍高層每一人,以親歷的第一手資料,揭穿日方謊言。帕奈號事件發生於中國長江,沉沒於南京大屠殺前幾日,對中、日、美三角關係之演變,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國有關此事的著述,歲有新猷。而中國史學研究,對此竟然全體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中,對南京大屠殺草草帶過,對此事乾脆避過不談,或許因事件涉及日軍最陰暗瘡疤,實難處理妥帖。而阿班的書,為中國讀者展現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則為新鮮,一則為深入全面,讀來收穫豈止泛泛。當然,關於美國國內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並不在此書範圍內。

  這一類的故事和細節,在《採訪中國》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日本的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就我個人而言,對於中國長期以來把『黨史』限制在國內的傾向,雖談不上反感,卻十分不習慣。」對此,筆者是有同感的。豈止黨史,中國歷史各方面的研究,無論視野還是史料,都應放在世界大範圍中。僅舉松井石根與八十部下被召回國一例,若只從中日關係看,而略去美日關係的角度,便不會顧及帕奈號事件,亦不會考慮《紐約時報》報導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實質錯誤。筆者翻譯此書,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歷史視野,兼而惠及同好。

  對於今天的新聞從業者,阿班的書更有意義。它像採訪學裡的《孫子兵法》,教我們於複雜萬變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煙幕,去準確挖掘新聞,搶先發表新聞。它還教我們如何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阿班的個人情感觀點固然愛憎分明,新聞報導本身卻力求超然於黨派政爭及國家、民族愛恨之上,一貫死保新聞來源的身分,不管其為何黨何派、何國何種;社交方面,則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與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獨家新聞。即使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殺了數千同胞,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能避免作情緒性宣洩,該褒處褒,該貶處貶,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因人而異,分別對待。在新聞業者裡,這種大家風範,讓人油然起敬。

  原書的各章標題,有部分語焉不詳,故加以重擬,以圖一目瞭然。譯者於史學是外行,個別次要人物名字,一時竟無從考證,只好暫以譯音標注,希望專家不吝指教。至於譯筆的粗陋,也是難以掩飾的。

楊植峰
二○○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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