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作家大仲馬與他的通俗歷史小說 翁德明 說來奇怪，大仲馬在法國十九世紀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他作品膾炙人口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一般人提及這個時代的浪漫主義小說、歷史小說或者通俗小說時，經常想到的是雨果（Victor Hugo）、維尼（Alfred de Vigny）、繆塞（Alfred de Musset）和喬治桑（George Sand），大仲馬就被忽略了。他和同時代那些聲名遠在他之上的作家相比，作品即便到了今日依然保有一份清新，而其中的現代感更令我們驚訝。當時文壇的主流小說強調心理描繪，但是大仲馬卻獨樹一幟，無視主流，全力經營以情節動作取勝的創作。他為廣大的中產階級及平民階級提供了一片宣洩情感、抽離現實的樂土，而筆下的人物雖然取材自史實，卻能超越他的作品，成為一個個神話。他不屬於某某文學流派而是屬於全民的作家。
因此，我們應當將大仲馬小說藝術這個了不起的魅力突顯出來。或許，我們可以相信大仲馬自己所說的：「一八三○年執法國文學牛耳的，」就是雨果、拉馬丁（Lamartine）和他本人，「第一位是思想家，第二位是夢想家，」而他自己則是「文學通俗化的推手」，將通俗小說藝術推向巔峰的人。 《三劍客》和《二十年後》（Vingt Ans Apres）以及《布拉吉隆子爵》（Le Vicomte de Bragelonne）都在《世紀報》（Siecle）連載的期間便大獲群眾的好評。
必是非常之人，才配得上這種非常之舉，而大仲馬恰恰是這種非常之人。因此，法國這一超越文壇的盛事，只給世人以驚喜，並沒有引起什麼非議。如果在全世界的讀者中來一次差額選舉，我敢斷定大仲馬會贏得多數選票，儘管其他候選人的作品在文學價值上，比大仲馬的可能還高出一籌，這便是大仲馬的非常之處。 我拈出「非常」這個含義寬泛的字眼，來界定大仲馬，就因為給風格鮮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詞，放到大仲馬的頭上都不大合適。提起雨果可以說是浪漫主義，提起司湯達爾（Stendhal）或者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必然想到批判現實主義，而提起左拉，則回避不了自然主義。大仲馬和雨果、司湯達爾、巴爾札克是同時代人，他們都投入了在法國剛剛興起的浪漫主義運動；大仲馬的浪漫主義劇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宮廷》（Henri III et sa Cour），於一八二九年在巴黎的演出雖然打響了第一炮，可是稱大仲馬為浪漫派作家，則未免以偏蓋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