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有兩個室友，其中一個是中國人。現在我終於可以找中國同學問相同的問題了，「你是道教徒嗎？」，而我也的確這麼做了。我的室友王建寧思想開放，也和我一樣懷抱理想主義，他熱心回答我所有的問題。有些老外抱怨中國人老是問一些不該問的問題，好比說：你結婚了嗎？有小孩嗎？賺多少錢？等等。但這正是我特別喜歡中國的一個原因，這表示我也能拿任何問題問他們。可是，他們給我的答案反而讓我產生更多的問題，中國老是讓人有這樣的感覺。我指導教授的老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自傳中寫到，了解中國就像了解一個不斷擴大的圓圈，圓圈裡面是對中國的了解，圓圈外面是對中國的疑問：了解中國愈多，疑問就會愈多，也就明白自己對中國了解不多。二十五年前王建寧教我「難得糊塗」這個詞或許就能說明這件事。研究中文讓人變得謙虛，因為我的心智世界有好多「坑洞」有待填補。
我的博士論文最後成為我的第一本書《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我引以為傲，這是我花了將近十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我走訪中國、臺灣和日本的史料保存處。中譯本的問世更讓我感到自豪，感謝中國清華大學傑出學者黃振萍翻譯這本書。也許有一天，英文會像現在的法文一樣，中文會像現在的英文一樣，變成最重要的世界語言，所以我也感謝臺灣譯者陳琇玲小姐，讓這本書得以用新世界語言跟廣大讀者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