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醫學院牙醫學系學士、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醫學史博士。曾任大學學院衛康基金會醫學史研究中心(The Wellcome Trust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博士後研究員,現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目前研究主題為英國熱帶醫學史及十九世紀中國的西方醫學。
為什麼要寫一本關於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 )的專書?乍看之下,問題的答案應該很簡單:在西方醫學史上,萬巴德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 The Father of Tropical Medicine ),顧名思義,自是建立這門專科的關鍵性人物,單憑這點就值得為他作傳。更何況,這位蘇格蘭醫師的生平多采多姿,在家鄉亞伯丁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遠赴重洋到臺灣打狗展開其海外醫學事業。萬巴德是英國人,卻任職於中國海關,成為清政府的僱員。他以熱帶疾病研究的成就在歷史留名,卻未曾在非洲、印度等西方人眼中典型的熱帶地區從事醫學工作,而在廈門取得其最重要的科學發現。萬巴德之後不只成為香港的名醫,其卓越的醫術和聲望更使他和許多重要歷史人物交會:李鴻章是他的病人,孫中山則是他的學生。回到倫敦之後,萬巴德除了繼續投入熱帶疾病的研究與醫學教育工作之外,更協助英國政府擬定熱帶殖民地的醫療政策,並因其成就受封為爵士。如此豐富而精采的醫學生涯,更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就嚴謹的史學觀點而言,所謂某學科「創建者」的說法,經常是對歷史的扭曲。一門學科的建立和一種新知識的發展,必然涉及許多人的作為與努力;其成功也有賴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因素的輻輳。此外,撇開類似「國父」這類帶有神話色彩的簡化稱呼,從嚴謹的科學史與醫學史角度考察萬巴德的醫學生涯,也會發現其醫療事業與科學研究成果,不只和當代醫學與科學相關領域的知識內容與研究方向有著複雜而密切的關係,其對熱帶醫學這門專科日後深遠的影響也需要嚴謹的檢視與評價。
除了醫學研究的卓越表現外,萬巴德在醫學政策和醫學教育的領域也展現出高明手腕,其創設的體制與推動的殖民醫學走向,在日後留下深遠影響。他與學弟康德黎( James Cantlie, 1851-1926)在香港創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是今日香港大學的前身,也是西方醫學教育在華人世界紮根的重要先驅。萬巴德自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二年擔任英國殖民部醫學顧問(Medical Adviser to the Colonial Office),為熱帶殖民地醫療問題提供專家意見,協助打造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醫學政策和防疫措施。透過和英國政府的關係, 萬巴德在殖民部長錢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鼎力支持下於一八九九年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該校為前往熱帶殖民地服務的醫療官員和醫療傳教士提供專業課程訓練,替熱帶醫學的專科建制奠定重要基礎,也成為歐美頂尖的熱帶醫學研究機構。萬巴德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熱帶疾病》( Tropical Diseases )則成為此一新興醫學專科的重要著作,可說在熱帶地區工作的醫師必備的參考書。此書日後多次修訂再版,為紀念萬巴德的成就至今仍以其名出版。
由於萬巴德在現代醫學史上佔有如此重要地位,關於他的研究自然不少。有關他的生平至少已有兩本內容豐富、經常為人引用的傳記。其中,菲利普.萬巴爾(Philip H. Manson-Bahr)與阿爾考克(Alfred Alcock)合著的《萬巴德爵士的生平與事業》,對其一生經歷敘述最為詳盡,且納入許多寶貴的一手資料,是所有研究萬巴德及英國熱帶醫學史的學者至今仍必須參考的重要著作。然而,這本由親人與同事所寫的傳記,在史觀與分析上不免有所偏頗。該書把重點放在突顯與表揚偉大科學家的功業,卻未能探討其研究的學術脈絡、社會與政治環境,甚至偶爾忽略或貶低其他研究者的貢獻。這些以個別科學家為中心的英雄史觀所遺漏之面向,是一九七○年代開始崛起的醫學社會史的研究焦點。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在一系列開創性的論文中,探討贊助熱帶醫學研究的不同團體和英國殖民政策,如何形塑英國熱帶醫學在研究發現與預防措施等方面的獨特取向。法利( John Farley)的重要論文則詳述寄生蟲學與細菌學分道揚鑣的歷史,並以相當篇幅分析萬巴德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道格拉斯.漢斯(Douglas M. Haynes)的《帝國醫學》是近年醫學社會史的典型著作,著重從醫學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角度分析萬巴德生平事業。漢斯特別強調英國醫學院畢業生過剩所帶來的專業出路與利益問題,以及帝國競爭和民族主義刺激下英國與其他歐洲強權的科學競爭,如何形塑萬巴德的醫學事業發展。
在順時性的傳記架構下,本書從科學實作( scientific practice)的觀點考察萬巴德的醫學研究。科學史學者謝平(Steven Shapin)和謝佛(Simon Schaffer)在分析波以耳(Robert Boyle)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自然哲學論戰的重要著作《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將波以耳的科學實作所運用之技術區分為「物質技術」(material technolog y)、「書面技術」(literary technology)和「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其中物質技術指的是「氣泵的建造和操作」;書面技術指的是透過文字敘述和圖像,「將氣泵所產生的現象傳達給未直接見證者知道」;社會技術則「整合實驗哲學家在彼此討論及思考知識主張時應該使用的成規」,像紳士言談舉止的禮儀和互信尊重的傳統,以規約實驗研究者的互動方式。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新成員的入會、會員的論述方式及對爭論的處理都必須符合這套規範,從而建立並維持此一科學社群的運作。這三種技術的區分並非絕對,彼此可能重疊,但無損其在分析上帶來的便利。鑒於此一分析性區分對釐清科學實作的內涵非常有用,本書便借助上述「技術」概念與分類,在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與第七章分析萬巴德在不同場域的科學實作。近來,有學者呼籲醫學史研究方向應如同科學史和科學與技術研究(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般走上「實作的轉向」(the practice turn),本書可說是對此一呼聲的具體回應。
最後,本書也可說是對早期熱帶醫學的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近年來,關於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指出,科學家其實生活在一個特殊的物質世界,他們直接鑽研的對象常常不是一般所謂的「自然」,而是在特殊條件下,由人工處理過的材料和各式各樣儀器所構成的物質世界。早期許多重要科學史研究重視的是科學的理論與概念,著名科學史學者夸黑(Alexandre Koyre)就認為,「科學儀器只不過用來闡明邏輯推理所預先達到的結論」;法國哲學家巴舍拉(GastonBachelard) 則宣稱,「儀器其實是物化的定理( r e i f i e d theorems)」。此外,一九七○年代之前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主流往往認為科學知識是自然真貌的反映、再現(representation)。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科學儀器就只是「自然訊息的傳遞者」,本身是個透明的媒介。近年來,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則闡明儀器本身用途的範圍與多樣性,探討讓科學儀器能夠發揮作用的相關操作,進而指出儀器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遠超過上述傳統看法。這些研究顯示,「由於儀器決定了什麼是能做的」,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科學家能夠想到什麼。此外,儀器所提供的可能性常會開啟新的研究,這是因為儀器的用途和發展往往超出原先構想。在這樣的研究旨趣下,近年關於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此種研究偏好也很容易瞭解:實驗室是個特殊規劃下專門配置的空間,充滿包括科學儀器設備在內的各種人造物(artifacts)。因此,實驗室是個有別於日常生活與外界「自然」的特殊環境,這也使得實驗室成為研究科學物質文化的絕佳對象。實驗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不只拓廣科學史的研究領域,也是重要的研究轉向,標示著歷史學家對科學活動的性質有了截然不同的認識。
過去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常狹義地專指研究博物館內收藏的民族學文物。近年來,人類學界對物質文化研究的定義和研究範圍有擴大的趨勢。同樣地,科學史的物質文化研究對此一概念也採取較為寬廣的界定。科學史學者嘉利森(Peter Galison)指出:「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對『物質文化』一詞有各式各樣的使用方式,從研究所謂物的本身(objects taken by themselves),到把物與它們的用途與象徵意義放在一與廣義的兩種物質文化定義下進行。從狹義的物質文化角度,萬巴德的寄生蟲學研究具有醫學史學者皮克史東( John V. Pickstone)所提出的「博物館式科學」(Museological Science)特徵。本書第三章、七章與結論將對這點作進一步闡述,指出蒐集、分類與比較、分析等博物館式研究活動在萬巴德熱帶醫學研究中所佔的重要位置。就廣義的物質文化定義層次而言,第六章與第七章則探討研究材料取得與操作的技術,以及病人、標本與資訊的交換與象徵性,在萬巴德醫學事業乃至當時醫學界的運作與政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就形式而言,本書採取的傳記書寫形式似乎保守而不合時宜;就探討焦點來說,本書側重於萬巴德的科學研究內容,似乎又回到老式的科學內史傳統。然而,筆者希望也相信讀者在讀完此書之後,上述初步印象會隨之消散。相較過去的醫學社會史研究,筆者在這本書中以更大的篇幅和心力探究萬巴德科學研究的概念內涵與實地操作,然這並不意味本書忽略過去三十年來醫學社會史與殖民醫學史對權力、政治與利益等因素在知識生產過程之重要性的探討與強調。相反地,這本書起分析。」本書對萬巴德醫學研究之分析,可說同時在狹義要進一步推展這個研究取向。從現代初期(early modern period)以來,歐洲強權的自然學者在海外的研究活動,往往是帝國資訊蒐集活動的重要一部分;探索熱帶醫學的自然史淵源與研究取向,可說是深入探討歐洲帝國擴張與現代科學知識生產之間關係的絕佳入手處。萬巴德的醫學功業固然值得大書特書,但他的事業生涯更是理解英國殖民醫學史的絕佳入手處。寫這本書不只要補足過去學者忽略之處,更大的企圖在於,透過細膩考察萬巴德的醫學工作,對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與生命科學的關係、對大英帝國擴張與醫學知識建構、對現代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的過程,提出新的分析與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