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興趣並未消失的一部分原因在於，中東地區、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至今仍激盪出巨大的變化、抗爭、論戰以及我振筆疾書的此刻正在進行的：戰爭。如同多年前我曾說過的，《東方主義》產生於基本上—甚至是激進地—擾攘動蕩的背景環境。我在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1999）中描繪了我成長過程歷經的幾個奇特與矛盾的世界，為我自己與讀者詳細記述影響我一生的巴勒斯坦、埃及與黎巴嫩的成長背景。但《鄉關何處》是非常個人化的記述，並未涉及我從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以來的政治參與，在那場戰爭的餘波蕩漾（以色列軍隊至今仍佔領巴勒斯坦領土與戈蘭高地）之中，對我這一代阿拉伯人與美國人至關緊要的抗爭語彙與重大理念，似乎仍綿延不絕。然而我還是要再次強調，本書以及我在這方面的思想工作，大體上都要歸功於我的大學學者生涯才能夠實現。雖然經常遭人詬病，但美國的大學—尤其是在我執教的哥倫比亞大學—依然可以讓思想與研究以近乎烏托邦的方式進行，這種地方在美國已經所剩無幾。我從未教授過任何中東方面的課程，在學術訓練與實際事業中，我都是一個主要以歐美人文學術為本行的老師，一個現代比較文學專家。大學校園以及兩個世代以來，我與第一流學子以及優秀同仁共度的教育工作，使我能夠實現這本書中深思熟慮的分析研究；此書雖然與當下世事密切相關，但仍舊是一本論述文化、理念、歷史與權力的作品，而非中東政治的泛泛之論。我自寫作伊始就抱持這種想法，至今日依然凜然於心。
我必須重申，其實我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東方可資論爭，然而我非常佩服那個地區人們的力量與才華，他們為自身的形象與前景而抗爭。阿拉伯人與穆斯林社會一直遭到規模龐大、處心積慮的攻擊，攻擊他們發展落後、缺乏民主、扼殺女性權益；但是我們忘記了，現代化、啟蒙與民主之類的觀念，絕不會像能不能在客廳找到復活節彩蛋一樣，是那麼簡單明瞭、普遍接納的觀念。貧乏的時事評論家以駭人的輕忽態度大談外交政策，他們沒有任何具生命力的觀念（也渾然不知真正的人們使用何種語言），卻虛構出一幅荒涼的場景，好讓美國強權建立一個自由市場「民主」的代用品模型，完全不懷疑這種計劃其實只存在於斯威夫特（Swift）的拉格多科學院（Academy of Lagado）。
我真正要主張的是，對於其他民族與其他時代的兩種知識有其差異：其一是來自以這些民族為出發點的理解、同情、謹慎研究與分析；另一種知識—如果它稱得上是知識—則是一項全面行動的環節之一，為一場自說自話、窮兵黷武、明目張膽的戰爭效勞。兩種意志之間畢竟存在深刻的歧異，前者是為了共同生存與擴大人文視野而去理解的意志，後者則是為了控制與外部統治而想主宰一切的意志。一場由一小撮非民選美國官員（他們都沒有服過兵役，因此被稱之為「小鷹派」）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對付一個民窮財盡的第三世界獨裁國家，理由完全是基於世界主宰、安全控制、稀有資源之類的意識形態，然而卻有一群背棄學術天職的東方主義者，協助這些美國官員掩飾其真正的意圖，在一旁煽風點火，並為他們找尋藉口，這的確是可列入歷史的一場知識界災難。對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的五角大廈與國家安全會議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伯納德．路易士（Bernard Lewis）、富厄德．阿賈米（Fouad Ajami）這類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專家，他們協助美國鷹派人士設想出如此荒誕錯謬的景象：只有美國強權才能挽救阿拉伯心靈以及伊斯蘭世界數百年來的衰頹。今日美國各大書店充斥著低劣冗贅的著作，打上駭人聽聞的標題，諸如伊斯蘭與恐怖活動、揭發伊斯蘭真面目、阿拉伯的威脅與穆斯林的恐嚇，其作者都是些逞辯的政論家，號稱自身的知識與別人一樣是來自某些專家，這些專家據說能夠深入遙遠奇特的東方民族的內幕，而那些民族一直是插在「我們」肌膚上的可怕棘刺。與這類專業戰爭販子狼狽為奸的是美國全知全能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福斯電視網（Fox），眾多的福音與右派廣播節目主持人，不可勝數的小報甚至中等水平的新聞媒體，他們都是在反覆利用同一套無法證實的想像虛構以及無所不包的一概而論，只求能夠刺激「美國」起而對抗異國的魔鬼。
我的《東方主義》出版二十五年之後，再度引發一個問題：自從拿破崙兩個世紀前入侵埃及以來，現代帝國主義是否已然終結，還是仍在東方肆虐？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受到諄諄告誡：探討自身為何受害與念念不忘帝國的劫掠，其實只是在逃避當前的責任。你們失敗了，你們走錯路了，現代東方主義者如是說。這當然也是奈波爾（V. S. Naipaul）的文學業績所在：帝國的受害者只知怨天尤人，坐視自己的國家向下沉淪。然而這是對帝國侵略何等膚淺的思考，全然忽略了帝國對「劣等」人民與「臣民種族」世世代代生活的巨大扭曲，幾乎無法面對長年以來，帝國在巴勒斯坦人、剛果人、阿爾及利亞人或伊拉克人生活中的持續運作。我們正確地認知到，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永遠改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但為何我們不能對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以及東方主義持續至今的行徑，也從認知的層面脫胎換骨？先想一想自拿破崙伊始的歷史脈絡，順著東方研究興起與北非遭到佔領而延續，然後是越南、埃及與巴勒斯坦的類似歷程，以及整個二十世紀中在波斯灣、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地對石油與戰略控制的爭奪。再參照並觀反殖民民族主義的崛起，經過解放獨立的短暫時期，充斥著軍事政變、叛亂、內戰、宗教狂熱、非理性鬥爭，以及殘暴鎮壓碩果僅存的「原住民」的年代；每一個階段與年代都會針對他者而為自身製造出扭曲的知識、化約的形象與紛擾的爭議。
現在我要討論一種另闢他途的模式，這種模式在我的著作中對我而言極為重要。身為一個以文學為專業的人文主義者，我的年歲已長，早在四十年前就接受過比較文學領域的訓練，其主導理念要追溯到十八世紀晚期與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在那之前我還必須提及維科（Giambattista Vico）極具創造性的貢獻，這位出身義大利紐波利頓（Neopolitan）地區的哲學家與語文學家，其觀念預示並深刻影響了我將要討論的一系列德國思想家。他們屬於赫德（Herder）與伍爾夫（Wolf）的年代，後繼者有歌德、洪堡（Humboldt）、狄爾泰（Dilthey）、尼采、伽達瑪（Gadamer），最終則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浪漫主義語文學家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史畢澤（Leo Spitzer）與庫丘斯（Ernst Robert Curtius）。對年輕的一代而言，「語文學」（philology）這個概念本身就深具老朽陳腐之感，但語文學其實是最基礎也最具創造力的一門詮釋性藝術。在我看來，最令人激賞的典範就是歌德對伊斯蘭教的廣泛興趣，特別是對於波斯詩人哈菲茲（Hafiz），這股高度熱情後來讓他寫下《西東詩集》（West-tlicher Diwan），並改變了他對「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想法，所謂「世界文學」是將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視為一個交響共鳴的整體，從理論上來看，它既能保持每部作品的個別性，又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
諷刺的是，隨著今日的全球化世界—透過某些我曾經談過的可悲方式—日趨緊密，我們可能正走向歌德在觀念上極力要避免的標準化與同質性。奧爾巴哈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世界文學的語文學〉（”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一文中正是如此認為，當時戰後時期剛剛開始，同時又即將進入冷戰時代。他的扛鼎之作《模擬》（Mimesis）於一九四六年在瑞士伯恩出版，但寫作時期正逢大戰方殷，奧爾巴哈以流亡者身分在伊斯坦堡教授拉丁系語言，他寫這本書是要作為一篇證言，彰顯西方文學上自荷馬，下至維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對於現實所表現的多樣性與具體性。然而讀者看過他一九五一年那篇文章之後會覺得，對奧爾巴哈而言，他那部偉大著作是悼念一個時代的輓歌；當其時，人們能夠透過語文學的角度，具體、敏感、直覺地詮釋文本，以深博學識與精通數種語言的能耐，來維繫歌德為理解伊斯蘭文學而倡導的理解方式。
奠基於「人類必須創造自身歷史」此一俗世觀念的反省、論辯、理性爭執與道德原則，已經被這些抽象觀念取代：頌揚美國人或西方人的異常優越、鄙視事件脈絡的相關性、對其他文化滿懷嘲諷輕蔑。或許你會質疑，我在人文主義詮釋與外交政策之間做了太多跳躍式論述；而且一個現代化的科技社會，加上一個擁有Ｆ—16噴射戰鬥機與網際網路的前所未見強權，到最後一定得由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與理查．裴爾（Richard Perle）這類令人生畏的技術—政策專家來掌舵。然而真正失落的是一種感受，對於人類生活的厚實內涵與相生相倚的感受，既不能簡化為一道公式，也不該視若敝屣。就連談論戰爭的語言都已非人性化到極點：「我們要長驅直入，剷除薩達姆，以乾淨的外科手術式攻擊摧毀他的軍隊，這將讓大家嘆為觀止。」一位女國會議員某天晚上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上如是說。我覺得有一件事非常能夠說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刻：錢尼（Cheney）副總統在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發表強硬談話，談論攻打伊拉克的勢在必行，他只引述了一名中東事務「專家」的言論來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採行軍事干預，此人是阿拉伯裔學者，以每晚計酬的方式擔任大眾媒體顧問，不斷發洩他對自己同胞的仇恨以及對出身背景的厭棄。這種「學者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充分顯示出，真誠的人文主義會如何墮落為侵略主義與虛假的愛國精神。
這倒並不是說文化世界已全面倒退，一邊是退向窮兵黷武的新東方主義，另一邊則是全然的排斥抗拒。最近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聯合國世界高峰會」（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儘管有各種束縛掣肘，事實上已揭示了一個全球共同關懷的廣大領域，其細部運作涵蓋了環境、飢饉、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醫療衛生、人權等事務，顯示一種令人欣慰的新群體正在浮現，而且使「四海一家」（one world）這個經常流於輕易的觀念具備了新的迫切性。儘管如此，我們仍必須承認，沒有人能夠了解我們這個全球化世界極為複雜的整體情況；雖然情形如此，但就如我一開始所說，這世界的各個部分確實都是相生相倚，不可能讓「孤立」有存在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