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處理上述轉型的主要文化後果。我的基本假定是，這些後果的整體作用在於人類經驗的兩極化與雙叉發展，儘管都使用著共通的文化標符，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對於在新層級中分處層峰與底層的人來說，「移動中」（being on the move）具有完全不同的相反意義；中間則有一大堆人──「新中產階級」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承擔著這種對立的衝力，忍受著尖銳的存在不確定性（existential uncertainty），結果則是焦慮與恐懼。本章指出，在這種動盪中人們需要去紓緩這種恐懼，消解其中潛在的不安與騷動，而這樣的需要本身也就構成了一個有力的因素，進一步促使「移動」一詞產生兩極化的意義。
最後一章探討這種兩極化的極端表達：當前有一種傾向，要將所有理想化規範之下的情況都加以定罪，這種定罪化（criminalization）所扮演的角色無非在於，藉著把另類生命的形象與現實──亦即不動的生命（the life of immobility）──描繪成更加不堪與可厭，來消解「變動生命」（life on the move）所製造的不安。全球化所導致的存在性不安穩（existential insecurity）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卻總是被化約到「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單面向問題。反觀「安全」（safety）的議題，不但沒有被簡約到單一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反而意義「超載」，吸收了當今存在的其他關鍵向度──不安穩（insecurity）與不確定（uncertainty）──所產生的焦慮。
本書的這些主旨並不是一種政策宣告。對於本書的作者來說，這是一本討論性的報告。此處提供的解答，遠比不上提出的問題多。本書也沒有對於當今趨勢的未來走向提出一致的預測。然而，如同 Cornelius Castoriadis 所言，當今現代文明處境中的大麻煩，在於人們已經停止自我質疑。最大的危機不在於無法回答抬面上的問題，而在於，我們不再去探討某些問題；而問錯了問題，經常會使我們忽略了真正重要的議題。沉默的代價，是實實在在的人類苦難。畢竟，如果問對了問題，就可以分辨命運（fate）和目的地（destination）的不同，以及漂流（drifting）和旅行（travelling）的差異。質疑我們生活方式中看似不可質疑的前提，這可以說是我們虧欠自己和人類全體最迫切的課題。本書的目的，主要在於練習提出問題，並拋磚引玉，促進更多問題的提出──但是，本書並不會貿然宣稱已經問對了問題，至少，還沒問出所有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所有已經被問過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