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達榮獲無數勳章、獎賞和表揚，被稱譽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挪威人」。著作：《綠色安息日》(Green was the Earth on the Seventh Day:Memories and Journeys of a Lifetime，馬可孛羅出版中文版)、《復活島的奧秘》(The Mystery of Easter Island)、《早期人類與海洋》(Early Man and theOcean)、《底格里斯號探險記》(The Tigris Expedition)、《馬爾地夫之謎》(The Mystery of the Maldives)等書。
譯者簡介
吳麗玫
靜宜大學外文系畢，英國約克大學女性研究碩士。譯有《世界的盡頭——種族與文化的邊境之旅》、《2 To 22 Days遊義大利》、《從星座透視愛情》、《從數字算計愛情》、《彼得大帝》，以及L．羅恩．賀伯特的《人類狀態大會》等。
全世界的讀者與觀眾都被這個驚人的海上冒險場面所感動，也幾乎相信了（或聽聞了）海爾達獨排眾議的論證與主張；但後來更多的人種研究結果（包括新技術ＤＮＡ檢定）都傾向於相信，大洋洲諸民族的來源應該是亞洲而不是南美。海爾達離經叛道的學術論點大致上是被推翻否定了，他也許只證明了白塞木筏有著現代科學所不知的遠洋航行能力（有的學者更刻薄，說這只不過證明了挪威人是很好的水手）；但他這一趟出人意表、充滿想像力的「求證之旅」，獨特的學術追求性格加上浪漫的英勇冒險傳奇，卻成了歷史上不可磨滅的海上旅行經典行動；而他在一九四八年以挪威文、以及一九五○年以英文出版的《康提基號海上漂流記：乘木筏橫渡南海》（The Kon-Tiki Expedition: By Raft Across the South Seas），也同時成了時間無法動搖的旅行記述經典。
回歸自然，綠色安息
這種「探險式研究」（adventure-cum-research）或「研究式探險」，也就在海爾達「康提基號」石破天驚的創新之後開了端；從此之後，各式各樣試圖重建或再現古代航具與航線的行動簡直是不勝枚舉，海爾達自己，也繼續使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某些古老航行路線和方法的可能性。譬如他另一個著名的古船探險實驗，是他在一九六九年的「拉號探險」（The Ra Expedition）；這一次他重建了一艘古埃及人用紙草（papyrus）做成的草船，企圖證明古埃及人以這樣的船隻也能有相當的遠洋航行能力。一九七七年，海爾達再度重建了一艘史前船隻，那是仿蘇美人使用的蘆葦船，試圖利用傳統的季風航行，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河流航出波斯灣，一路要航向非洲。
其他帶有同樣思想與能力的探險者，也試著把這種研究和探險混合的「再現之旅」推向另一種高峰，隨手可得的例子是英國一位當代探險家提姆．謝韋侖（Tim Severin, 1940- ）。謝韋侖「研究探險」的嘗試很多，包括以皮革船航入大西洋、以阿拉伯古代帆船從阿曼直達中國、以竹筏入太平洋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探險故事，而他記錄下來的作品，也有幾部是著名的旅行文學得獎作品。其中他仿製維多利亞時代生物學家阿弗瑞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遊印尼諸島（當時稱為「馬來群島」）的印尼土船，並以之追隨華萊士的足蹤，寫成《香料群島之旅》（The Spice Islands Voyage: In Search of Wallace, 1997）一書，這本書已經由馬可孛羅出版中文版，讀者已可看見「探險式研究」的一脈相傳。
謝韋侖受海爾達的影響當然毋庸置疑，但他的行動也受蔭於海爾達。謝韋侖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他找皮革匠製造仿古船隻時，皮革匠對這個奇怪的製作要求無法了解，他只要說：「這是一種愛爾蘭式的康提基號。」（It is sort of an Irish Kon-Tiki.）工匠們就全聽懂了。這也可以想見當年康提基號的轟動程度，幾乎是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
海爾達在二十世紀是個獨特而先知式的人物，遠在一九三七年，他就決心帶著新婚的妻子李芙（Liv）前往南太平洋的小島，過他所謂的回歸自然的實驗，他在後來的自傳《綠色安息日》（Green Was the Earth On the Seventh Day: Memories and Journeys of a Lifetime, 1997，中譯本馬可孛羅出版，1999）提到這個決定：「在那裡可以進行我們的實驗：回到森林裡，拋掉現代的一切，包括文化和文明，縱身跳進過去數千年的時空，用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過一種極為富裕卻極其簡單的生活。」
康提基號另有一個插曲，也值得提供笑談。在一九四六年，三十二歲的海爾達正在為康提基號探險奔走之際，他帶了「求證之旅」的計劃拜訪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總編輯，問他們是否願意提供一點小額的預付稿費，取得未來探險行動的刊載文字；但這位年輕的挪威人類學者的學術資歷實在太單薄了，輕木筏橫渡太平洋的計劃也太荒唐了，向來贊助探險活動不遺餘力的《國家地理雜誌》竟然無動於衷地拒絕了海爾達。結果，輕木筏越洋航行成了二十世紀最扣人心弦的冒險行動，它的記錄文字（也就是本書）被譯成超過六十種語言。這位拒絕海爾達的可憐總編輯，不管他一生做對多少事，直到退休以前，他都被稱為「那位拒絕康提基號的人」（The man who say no to Kon-Tiki）。
被證明錯了的科學家有何反應呢？第一個讓步的是祕魯史前舟船的全世界首席權威：哈佛大學的洛斯羅普博士（Dr. S. K. Lothrop）。他就是提出我們所反對的有關白塞木筏理論的人。然而，全世界對康提基之旅的輿論，卻挨了其他引洛斯羅普及其作品和學說（即白塞木筏會沉）為基礎的科學家一記耳光。來自全世界的學者反擊我們，指控我們是沒有科學實力的特技表演者。大眾的興趣隨著輿論而增加。《康提基號海上漂流記》一書成了暢銷書，最後翻譯成六十五種語言1，而我們航行的影片也在一九五一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爭論延續了數年之久，在那段期間裡，各地學者起初甚至拒絕聆聽「康提基理論」背後的論證。第一份正式挑戰來自瑞典皇家人類學暨地理學學會，一九五○年他們要求我為自己的觀點辯護，結果卻頒給我我的第一個科學獎牌。其他獎牌接續而來，先是來自蘇格蘭，然後是法國。一九五二年，亦即木筏之旅五年之後，我首次得以出版我那本八百頁的《太平洋的美洲印第安人：康提基號探險背後的理論》（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The Theory Behind the Kon-Tiki Expedition）。同年，我接受一項邀請，在劍橋大學舉行的第三十屆國際美洲印第安人類學家大會演講，當該大會翌年於巴西舉行時，我以榮譽副主席的身分出席。
而距離最近的可供居住的島嶼就是復活島（Easter Island），位於南美洲和其餘玻里尼西亞島嶼的中間。散布在整個景致中，來歷不名的巨型雕像和石牆，被玻里尼西亞人認為是更早期人們的遺物。由於這座島嶼的坐落位置離亞洲最遠，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它是原住民最不會去的地方。但是我懷疑何以復活島島民當時有時間發展，而事後卻忘了這段驚人的史前文化呢？更何況，這項文化還令學者因其酷似前印加遺物而感到驚訝呢。唯一曾經造訪復活島的專業考古學家拉瓦謝立博士（Dr. H. Lavachery）坦承他未曾試圖進行挖掘，因為那裡的土壤看起來很淺，似乎人類來此開拓是近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