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不過，有挑剔習慣或社會科學背景的讀者或許會抱怨，許多例子雖然有趣且引用得宜，但是不免讓人有事後合理化（ex post rationalization）之感：既然廣納是好的，那現在發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結構一定就是廣納型的，也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開始廣納型制度的歷史起始點，反之亦然。會讓人有此感覺是因為這本書主要設定的是一般讀者群，因此將枯燥且複雜的統計結果或數學模型推論直接跳過，但是書中的結論，都是經同儕激烈爭辯、審查後出版的嚴謹學術成果，而這些過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盡可能將作者的循環論證減到最低。我在此就舉兩個例子加以仔細說明。
首先讓我們來細讀兩人在二○○一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這是他們兩人一開始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這一整支文獻的重要起點。在這篇文章中，他們首先問道：
同時，另一篇「西方為何讓更多民眾可以投票」（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則是從政治菁英和民眾間的策略性互動，來研究投票權（民主）如何產生，以及其後果為何。這雖然是一篇相對複雜的數學模型論文，但是結論卻是相對直覺：政治菁英之所以願意開啟政治改革釋放權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愛護人民，而是因為害怕社會不滿情緒蔓延，造成動盪甚至革命，進而損及他們利益的緣故。那為什麼結果不是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前提下進行重分配？比如說，不釋出投票權，但是答應每人每年加發十公斤豬肉？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承諾是不可信的（not credible）：一旦示威群眾從廣場散去，要再集結起來就幾乎不可能，掌權者當然就也不必信守承諾了。倒推回來，群眾就必須堅持下去，直至合理可信的安排出現為止。而當政治制度將更多人納進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時，此一廣納式的安排，也就增加重分配政策出現的機率，並減少社會的不平等。閱讀至此，對臺灣一九八○年代開始的民主化過程，與接著下來的社會福利擴張相對照，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這兩篇文章其實就是兩位作者一起研究的起點，書中所使用的廣納與榨取二詞，也是由此演化而來。
艾塞默魯成長於伊斯坦堡，一九九二年以二十五歲的年紀就拿到倫敦政經學院博士並留校任教，隔年即被麻省理工挖角至今，在經濟成長、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領域皆著作等身，是公認的多產且跨領域的天才型學者。二○○五年獲得克拉克獎時，哈佛的曼昆（Greg Mankiw）還開玩笑的說：「達倫！是時候讓你的祕密雙胞胎出來了！（it is time to let your secret twin out！）」 同行對他的評價，可見一般。
羅賓森的父親則是英國派駐殖民地的官員，從小跟父親住過迦納、奈及利亞，以及千里達多巴等地，這個特殊的童年經驗，顯然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為什麼這裡人的生活與我如此不同」的疑問。而二○一二年秋季我旁聽了他與努恩合開的比較歷史的經濟發展課程，也更親炙其教學魅力。他不但上起課來博學多聞，隨手拈來的史實與所要論證的觀點環環相扣，而且經濟、政治、社會學家的觀點，在他手上玩弄起來也是那麼輕鬆自然。更重要的是他一點也沒有架子，總是耐心聽完學生們的想法，再一一與其討論。對於他不喜歡的論點，也僅會以詼諧帶點嘲諷的方式加以評論；而對於尖酸批評他們的觀點，他也不會如某些沒有安全感的學者，以侵略性的言語加以反駁，頂多只是淡淡地說：「嗯，但這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ya, but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QJE.）」展現出一派輕鬆寫意的英國紳士魅力與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