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透過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文學書寫行動在學術上的「研究」價值等課題，用以「研究」並「診斷」台灣的歷史、文化、社會、人們，以及作為「研究者」的作者本身。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原住民文學書寫者，其所創作的題材範疇不僅只是局限於原住民族的主題，也以原住民觀點的文學書寫而參與、介入並詮釋一般性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及人權等等面向的課題；這也意味著台灣的原住民族文學除了是族群性的建構，同時也是社會性的建構。
本書輯錄了十一篇論文，前六章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形成研究》，擷取相關探討主題的章節，重新組織、改寫而成，基本的論述觀點仍承博論；第七章到第十章，分別是作者在博士班研讀期間發表的論文，以及在東華大學專任教職之後獲得行政院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案的執行成果，並加以擴充、改寫。附錄〈地牛踩不斷的番刀──試論九二一地震前後的瓦歷斯•諾幹部落書寫策略轉折〉，是作者進入博士班之前的試探性質論文，可供讀者搭配本書的第五章〈「莎赫札德」為什麼要說故事？──「原運世代作者」的形成，及其書寫位置的反思與實踐〉參照閱讀。
本書特色
我在碩士、博士的學位論文，研討會宣讀的論文，以及發表於學術期刊的論文，主要聚焦探討的主題，幾乎都是環繞於戰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文學書寫行動的相關議題。身為一個漢族的客家人，我有如此這般的學術研究興趣，當然也曾引起若干師長、朋友及學生們的好奇探詢：為了什麼而關切原住民族的課題？
對於師友們的詢問，倘若對話之際的時間、心情及對象允許，我常借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話說，這是一種「選擇性的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偶爾還曾模仿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學者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話說，「任何與原住民有關的事物，都令我愉悅……那是一種情感」。
其實，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我在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文學書寫行動在學術上的「研究」價值，不如說是透過原住民族的課題，用以「研究」並「診斷」台灣的歷史、文化、社會、人們，以及作為「研究者」的我自己。
對於一個專職且忙碌的新聞工作者，頂多是「學術研究」門外漢的我來說，之所以在三十歲投考清華大學的社會人類學研究，並在二○○二年以四十歲的「高齡」報考成功大學的台灣文學系博士班，且以戰後台灣的原住民運動、原住民文學的相關議題作為學位論文的探討主題，其實，相當程度是在逼迫自己正視並回應這個問題：長年受到中國國民黨政府「黨國詮釋教化機制」規訓的我們，是該到了拆解謊稱式的知識體系的時刻了；在學院的理論訓練當中，我們是不是必須時時檢視、修正論述的理論架構？我們是不是必須時時提醒自己去丈量社會抗爭的深度？任何理論律則的演繹，率皆無法跳脫於日常生活節奏的時空質素，否則，到頭來所成就的，充其量只不過是虛懸蹈空的學術外衣。
一九九七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二○○七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對我來說，毋寧就是「向原住民朋友們謙卑受教」，進行「深度的、廣度的學習」過程。曾經，我羞於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大學畢業之後投入新聞採訪工作，親身接觸了投身於台灣民權運動的各個族群人士，終於，我敢坦然而驕傲地向身旁的人說「我是客家人」；因著這段對於自我族群身分的辨識（identify）、認同（identity）過程，更讓我對於參與原住民運動、原住民文學的各族原住民朋友們，有著學術研究之外的感情親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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