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段光清奉委出任浙江海鹽知縣。
海鹽縣政務的一大要點，也是難點，就是「辦漕」。全國漕糧年定額為四百萬石，海鹽一個縣就超過了五萬，可謂是一個漕務大縣。段光清自述：「余昔坐書房時亦聞有漕規之說，不知海鹽漕規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新縣太爺到了任所後，才真正領教了傳說中的「漕規」。那麼，海鹽漕務有什麼弊端呢？
海鹽縣的百姓，分三六九等，有紳戶、衿戶、訟戶等名目。紳戶，就是在任或者卸任的官宦人家。紳戶繳納漕糧，每石並不交足一石，缺斤少兩，習以為常；衿戶，是有科舉功名在身、但沒有做官的士人家庭，每石交足一石，依法辦事，不能缺斤少兩。官府也不多收濫取。
訟戶，則是正在縣衙打官司的百姓人家，都是那些久拖不決的案件的當事人家庭。或許是迫於當事人反覆上訴、越級上訪等壓力，海鹽縣默許「訟戶交米，或一石加一斗，或一石加二斗不等」。也就是要多收他們一兩成的漕糧。而對於一般老百姓，「漕糧非一石收至兩擔以外，不能運到京師」。也就是說，「三戶」以外的布衣平民，法定的一石漕糧的義務，至少要繳納兩擔以上才能過關。所以，每到臨近收漕的時節，海鹽縣衙就擠滿了報案的、上訪的人，大家都來爭當「訟戶」。
在「三戶」之外，還有更厲害的「包戶」。一些強者，仗勢包攬他人的納糧，收取好處。比如，強者向平民每石按照一石五斗來徵收漕糧，只繳納官府一石，賺取五斗好處。而一般小戶，樂於接受包戶的「公道標準」，紛紛投靠他們，請他們代交漕糧，以避免官吏的敲詐，避免更大的損失。
這還僅僅是徵稅對象群體中的漕規，與之相對的收稅群體中的弊端更多。除了正常的地方官吏、差役外，段光清發現，「自糧道、幫官、旗丁、委員及各衙門所薦收糧朋友，皆有漕規」。有關部門的官吏，都想從中分一杯羹。清朝有專門的漕運、河道系統，兩大衙門實行「條塊結合」的管理模式。他們自然要從漕糧徵收中自肥，雁過拔毛。省、道、府等上級官府的長官們又「推薦」了不少「朋友」，幫忙海鹽縣徵收、起運漕糧。如此美意，段光清是不敢拂的。
漕糧由專門的船隊沿大運河北運。期間，驗收官吏尺度的寬窄、押運兵丁看管糧食的鬆緊、販運船夫裝運糧食的快慢，甚至是船老大心情的好壞，都能影響海鹽漕務的成敗。自然，他們每個群體都發展出了潛規則，能從中得到實惠。此外，作為「統治民族」的浙江八旗子弟（旗丁），藉口漕糧供應京畿，主要是為了滿足京師八旗的生活需要，也自告奮勇，前來幫忙。對這些爺，段光清即便打心底裏覺得就是群紈褲子弟、痞子流氓，表面上也不敢得罪。最終，「旗丁又於每年收縣幫費之外，又收民間折色米三四千擔。」段光清問前任：「這些人已經收了我們海鹽縣的幫費，為什麼還要收折色米？」前任回答：「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向來如此，誰又有辦法改變呢？
起初，漕糧徵收穀米實物，後來因為運費、勒索等額外開支都強迫縣裏支付，海鹽就開始徵收「折色」。也就是徵收銀兩。至於漕糧按照什麼標準折算銀兩？銀子又怎麼個收法？這就又大有文章可做啦。
綜上前述，前任知縣向段光清感歎：「海鹽之漕，所以不可辦也。」這差事，簡直沒法辦！（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沒法辦，也得辦！紳戶、衿戶、訟戶、包戶、漕口、河道、上司的朋友、旗丁、押運兵丁、船夫等等群體層層篩過後，學者估計，清代每運一石漕糧到北京，老百姓實際繳納的糧食在三石以上。這還沒算上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如果按照綜合成本來算的話，一石漕糧的成本逼近四十兩白銀。（倪玉平：《試論道光初年漕糧海運》；李作棟：《新輯實務匯通》卷六十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段光清一年的俸祿是四十五兩白銀。一石漕糧幾乎可抵一個知縣的年俸。北京官民吃的是天價大米！
天價大米，權力作祟。每個群體，只要有些實權在手，就盯上漕糧漕務，牟取私利。漕口、河道衙門自然不必說了，紳戶有官員身分，衿戶有科舉功名，不是親密接觸公權力，就是有權力網絡能間接影響地方政務；訟戶雖然沒有公權力關係，但能利用官司和上訪等行為，對地方官吏造成負面影響；運輸船隻上的一般兵丁和船夫，看似無權無勢，可人家也利用經手漕糧的一線身分，在微觀和實踐層面上，對漕務施加影響。總之，所有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紙面之外的實際權力。這些權力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大到一石糧食數十兩白銀的好處，助推天價大米的產生。
海鹽的漕規，是各方面群體長年累月博弈之後的結果。大家都接受了現實。比如，老百姓接受了「三戶」的存在，默認了不平等，忍受盤剝。他們的反抗，最多是爭當「訟戶」。而且，一些百姓還歡迎「包戶」的出現。這可看作不同群體在權力因素下的現實選擇。又比如，以段光清為首的地方官吏，接受了條條塊塊、各級衙門插手分肥。清帝國體制下的相關衙門和人群，都有公權力在手，段光清作為體制內的人，誰都得罪不起，他能做的只是維護現有漕規的平穩運行：大家都按「規矩」辦事，該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多貪多占。旗丁在幫費之外，可以拿走三四千擔糧食；海鹽縣的「包戶」包攬漕糧的規模也是有「規定」的，「舉人包米一百六十擔，副榜八十擔」。每個群體發揮權力的空間、獲取利益的規模，都有約定俗成的限制，不能無限制發揮。
層層累積，海鹽漕務的現實情況和朝廷紙面上的規定，千差萬別。估計，每個新接觸的人都會像段光清那樣，發出「漕規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的感歎；離任時，又會像他的前任那樣做出「明知而不能解者也」的苦歎。
《泛權力》一書，對準這些中國古代「明知而不能解」的權力現象，認為存在權力泛化，進而提煉出「泛權力」的概念。它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在微觀層面上，古代權力所有者的實際權力與法定權力不相符，常常存在額外的、不明確的權力。比如，相同崗位上的不同官員，實權有大小，作為有高低。此外，白紙黑字上的權力是固定的、明確的，但很多個體，通過分沾公權力，或者通過關係網絡，獲取了事實上的權力。比如，海鹽縣包戶對一般百姓就有包攬漕糧的權力。第二層意思是在宏觀層面上，政府力量的擴張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大趨勢。明清時期，官府公權力氾濫，橫行到其他領域，大有「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趨勢。這與西歐社會中「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狀況截然相反。
本書會對泛權力及其衍生概念進行一番論述，並輔以大量案例講解。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不管有否意識，古人都置身於泛權力網絡的籠罩之下，極難置身其外。即便遁世如陶淵明者，也未能完全超脫於權力網絡之外，隱居生活是相當不如意的。
本書二○一○年初春在大陸出版，引起了一些迴響。一些讀者不認可中國古代權力的泛化。他們認為，很多古人置身於權力籠罩之外。此外，官府公權力也受到了諸多制約。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傳統道德等，在精神和現實上都制約公權力。即便公權力有心擴張，落後的技術也限制了這種傾向。比如，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始終沒實現細緻的科學管理，就是受技術因素的制約。同樣，古代中國疆域沒有繼續拓展，也是受政府管理的技術因素制約。這種制約，在公權力拓展上也同樣存在。比如，古代縣衙門要想滲透到商貿領域，必然對全縣的商戶、物流和人員進行登記和管理。這就超過了古代政府管理的能力。總之，權力泛化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話題。
我們還可以用海鹽縣漕務的例子，來爭論權力泛化話題。個體權力泛化，在海鹽縣客觀存在。泛權力概念，針對微觀權力現象，是有解釋力的。
清朝中期以後，朝野上下都認識到了漕務弊端，認識到漕運系統成本畸高。漕糧徵運對相關百姓和地方社會的騷擾，不是幾兩銀子可以計算的，它對涉及地域的整個社會產生了消極作用。那麼，為什麼要保留腐敗、低效的漕運系統呢？為什麼不把京畿糧食供應問題委託給市場呢？以吝嗇著稱的道光皇帝，登基之初，在部分官員的支持下改漕糧河運為海運。漕糧海運，時間有保證，運抵天津的糧食成本大為降低──雖然還是很貴。可惜的是，漕糧海運僅此一次，就在強大的反對聲浪中夭折。為什麼這項利國利民的改革「下不為例」了呢？我們似乎也能從泛權力的角度來解析。
「漕鹽兵河四大計」，漕運居於清朝國計民生的四大計之首。先不說漕運、河道、倉場、戶部和地方的諸多衙門和群體，從漕規中分肥，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反對改革。更重要的原因，我認為是清朝政府將漕運作為一項影響（甚至是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漕糧徵運的多少、急緩影響相關地方的社會穩定；漕糧的減免、調撥，是政府調節經濟的一大措施；漕運解決了數以十萬計人口的生計問題，安排了數以千計的官吏；最高層掌握對漕運工作的評價權，這也是鉗制官員進退禍福的手段之一……綜上，漕運的存在，雖然對社會不利，對官府是有利的。官府利用漕運，滲入方方面面，影響社會。後人很難把漕運當作一個簡單的糧食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權力泛化是存在的。那麼，在鹽運問題上，在治河問題上，「固執腐敗的低效」的問題同樣存在。
我們細想，古代城池的中央是恢弘的地方衙門，城建以衙門為中心，其他建築圍繞衙門展開。古今中國，在衙門當差、讀書當官，始終是一種榮耀。官本位現象，存在於古代中國，也很難說已經在當今中國絕跡。所以，「泛權力」概念還是有爭論意義了。
《泛權力》與我之前在遠流出版的《衙門口》，都以解析古代政治為任。前者對準的是權力泛化的現象，後者大致梳理了古代官僚制度的各方面；前者偏向論述，後者偏重陳述。大陸是《泛權力》先出，《衙門口》後出；台灣的出版順序剛好相反。出版先後不同，但不妨礙讀者將兩書對照閱讀，對古代政治有一個全面的瞭解。謝謝大家。
後記
感謝讀者閱讀本書！
「泛權力」談的是古代的權力泛化現象。古代官府的權力並不是法律規定的那樣明明白白，而是衍生出了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容，同時泛溢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國古代社會彌漫著「一切以衙門為中心」的觀念。人們癡迷於那一方官印包含著的權力──那是衍生出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大的收益的根本。在古代，權力因素蔓延到各個領域，幾乎沒有遺漏。比如陶淵明尋找桃花源，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找到。遺憾的是，陶淵明沒有找到，歸隱並不能逃避權力和現實的影響。陶淵明除了歸隱最初的三四年，後半生過得窘迫而悲涼。
正是因為權力的強制屬性和給人的傷害功能，理想的權力狀態應該是：權力的大小、形式、使用、範疇等應該清晰、明確，受到強大的制約。這也是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理念之一。中國古代發展出了輝煌的政治文明，但「泛權力」的現象和現代政治學的理念相差甚大。正如海瑞所說：「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老百姓在政治實踐中的話語權被剝奪了，權力所有者的實際權力很大，處於強勢地位。
同時，古代社會中的權力界限模糊了。掌權者並非數目明確的官吏差役，布衣百姓也並不就是任人宰割的無權者。幾乎每個古人都捲入權力磁場中，既是實際的權力所有者、分享者，也是現實的承接者、受害者。
本書力圖描述清楚泛權力的歷史現象，同時歸納出了「泛權力公式」：實際權力=法定權力+衍生權力。一個人的實際權力不是法律明文授予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從法定權力上發展出來的衍生權力。而衍生權力的產生，取決於個人的社會背景、人際關係和交往手段等。
清末，御史劉汝驥外放徽州知府，入見慈禧太后辭行。慈禧太后問他：「你拜謁各位軍機大臣辭行了沒？」劉汝驥回答：「沒有。」慈禧太后開導他說：「你一定要去拜謁軍機大臣。你現在是外官了，不再是御史了。御史是清流，要清正剛硬才能監察百官。今後，你要好好學習應酬。」慈禧太后金口提醒劉汝驥「學習應酬」，其實就是要劉汝驥提高人際交往手段、注意搭建人際關係網絡、發展出各種衍生權力，不然的話他的徽州知府是很難當好的。類似的話，唐德宗對拒不收禮的丞相陸贄也說過，唐德宗私下批評陸贄：「卿清慎太過，地方官員給你的饋贈，你一概拒絕，會傷害大家的感情，恐怕事情不通，影響工作。以後像馬鞭、靴子之類的禮物，你但收無妨。」這些事例說明，泛權力影響之廣，似乎已深入政治史的各個層次和時期。
同時，權力決定收益。實際權力的大小和與權力關係的遠近，決定了一個人的收益多少。實際收入和實際權力緊密相關，地方官的實際收益大於京官，掌握核心權力的吏部、戶部官員的收益大於其他部門的同僚。六部中刑部的實權不如吏部、戶部，刑部官吏自然不能靠俸祿生活，就在刑罰上打主意。清朝，刑部以廢黜嚴刑峻法的名義，取消笞杖，改作罰金攤派給地方州縣，規定每縣每年向刑部上繳二百兩銀子。這筆銀子就是刑部諸官的衍生收益了。欽天監比刑部更清苦，人家只管天文曆法，和官員和百姓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欽天監能賣「皇曆」賺錢，每年以每本二兩銀子的高價攤派皇曆給地方州縣。雖然收益只有刑部同僚的百分之一，欽天監官員們也總算有了一筆衍生收益──現實中似乎沒有純粹的「清水衙門」。
泛權力一旦與金錢糾結在一起，引發了許多匪夷所思的現象。清末，沈秉?想抱住慶親王奕劻這棵大樹得以升遷，但屢次求見皆被拒。同鄉某御史就對他說：「奕劻之門不難進，但必須花費鉅款方可。」沈秉?大悟，拿著兩萬兩銀票送給慶王府的看門人，說：「這是小意思，給王爺買些果品。」看門人進入報告，奕劻竟然親自出來迎接，沈秉?又喜又驚。告辭後，奕劻又親自送出門外。沈秉?出來感歎：「金錢魔力竟然如此巨大！」沒幾天，沈秉?就得到了升遷。這說明了金錢在搭建權力關係時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權力能換取巨額利益。
本書結合歷史案例和邏輯分析，反覆說明泛權力現象，希望給讀者留下些許印象。相信讀者如果記住以下概念：實際權力、法定權力、衍生權力、權力收益、關係網絡等，基本就能理解泛權力的內涵和表現了。
囉嗦完全書的觀點，我介紹一下全書的體例。本書分三個篇章，第一篇揭示泛權力的歷史現象，分析它的內涵，摸索一些規律性的內容。從第一章〈泛權力公式〉到第六章的〈為什麼權力會泛化〉，邏輯相對連貫，是從現象到內涵的逐步分析，步步深入解析泛權力的表象與內涵。之後的四個章節，筆者抽出了泛權力現象中四個比較零散的規律，進行歸納陳述。對於不太喜歡邏輯推演和分析的讀者，可以直接閱讀第二篇和第三篇。第二篇講的是泛權力的歷史案例，第三篇則是從文藝作品中選擇的泛權力案例。第一篇是對後兩篇的一個概括，後兩篇則反覆證明第一篇的論斷。對於沒有大段時間完整閱讀的讀者來說，本書任何一個章節都可以截取出來獨立閱讀。
本書主要選材於明清史料。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引用了不少小說內容。筆者覺得此舉並不影響對泛權力現象的闡述和相應的論點發揮。相反，小說內容提供了豐富、形象的論據。小說來源於生活，是對現實的提煉。比如，本書引用了許多《官場現形記》的內容。胡適先生在〈《官場現形記》序〉中說：「《官場現形記》是一部社會史料……就大體上論，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部《官場現形記》裏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當日官場的實在情形。」據說慈禧太后索閱此書後，曾經按照線索調查，還有官吏因此獲咎。
本書的創意和寫作，從二○○九年十二月開始，持續了半年的時間。我要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對本書的肯定、支持和出版。三年後，遠流出版公司有意出版該書的台灣版。我樂意至極。結合三年來的思考，回顧本書內容，我認為「泛權力」的表述沒有問題，且尚未過時，便遵囑增寫了序言。我要感謝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游奇惠編輯和王佳慧小姐的辛勤勞動。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唐琳娜，感謝她一如既往的支持與愛。
本書已經問世三年有餘。本書的許多觀點，我在不同出版物和場合反覆囉嗦了，遺憾的是存在許多表達得不到位，或者有待商榷、修正的地方。此外，我並非歷史科班出身，寫作也屬業餘愛好，書中難免在史料遴選和觀點推演上存在錯誤。歡迎各位讀者批評指正，我對此承擔所有責任。每一本作品都不是作者最滿意的作品，相信每位作者都在努力創作最滿意的作品之中。
張程
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完於北京水南莊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於北京宣武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