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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世界困局與文學出路的清醒認知�劉再復

　　高行健這部新書的主要部分是他的演講。我直接傾聽過他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德國埃爾朗根大學、韓國漢陽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華文盛會（新地雜誌主辦）等處的演講，還和他在香港共同進行過一場題為「走出二十世紀」的對話。八○年代在中國大陸時，我喜歡聽他說話，那時，我和劉心武可能是他的最好聽者。心武說，聽行健說話，如聞天樂。我也有此感覺。出國後，山高水遠，各居一方，還是喜歡聽到他的聲音，除了在電話中交談之外，我還特別留心他的演講，並蒐集和閱讀他的每一篇演講稿。我喜歡聽他說話、演講，原因極為簡單，因為他的談論很有思想，而且思想又是那麼新鮮，那麼獨到。在當下缺少思想的世界裡，他的每次演講，都如空谷足音，給了我振聾發聵的啟迪。他醉心於文學，認定文學才是自由的天地，一再勸告作家不要從政，不要誤入政治歧途，但他自己作為一個具有普世關懷的作家，卻從不避世，而且總是直面人間的困境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既「充分文學」又不僅僅是文學，他觸及到的是時代的根本弊病，是世界面臨的巨大問題，是人類生存的種種困局。我曾說，有膽有識，二者兼備方能構成境界。而高行健正是這種兼備者。他身處海外，早已走出精神囚牢，得大自在，也早已無所畏懼，絕不俯就任何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既不迎合泛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胃口，也不迎合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胃口（包括不迎合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的胃口），只發出個人真實而自由的聲音。其言論的膽魄眾所周知。「膽」之外是不同凡響的「識」。我把「識」分為五個層面，即常識、知識、見識、睿識、天識。他的演講不僅處處有「見識」，而且蘊含著許多睿識與天識。我本身是個寫作者又是個思想者，對「思想」和對「語言」都有感覺，二三十年來，我被高行健所打動的正是他的思想與他的語言。但能進入我心靈深處的，還是他那些抵達當下世界精神制高點的新鮮思想。

　　如果說「冷觀」是高行健的文學特點（這一特點使他創造了「冷文學」），那麼，可以說，「清醒」則是高行健的思想特點。我本想用「深刻」二字來形容他的思想，最後卻選擇「清醒」這一關鍵字，是覺得無論是他的「冷觀」，他的寫作，還是他的演說，都有對世界、對人性、對文學的極為清醒、極為透徹的認知。這種認知，就像犀利的寶劍，一下子穿透事理的核心，事物的本質。我常為之而震撼。記得剛出國時，我還在為遠離故國而徬徨的時候，他就斬釘截鐵告訴我：「逃亡正是自由的前提。」由此，我才產生「美學逃亡」而非「政治逃亡」的思想，更是贏得告別政治牢籠的大快樂。這之後，他又寫出劇本《逃亡》，劇中的哲學主題是：人可以從專制的陰影中逃亡，但最困難的是如何從「自我地獄」中逃亡。這種地獄，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它都緊跟著你。這是何等清醒的思想？人貴自知之明，但自知之明絕非易事。如果不是讀柏拉圖，那我就會身處「洞穴」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讀魯迅，那我就會身處「鐵屋」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讀高行健，那就會身在「自我地獄」之中而不自知。現在有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其問題恰恰是缺少「自我地獄」的清醒意識。不知自身燃燒人性的欲望，內心一片渾濁，卻要充當「救世主」並把自己打扮成「社會正義」的化身。高行健的清醒，則是訴諸個人的良知，正視自身「惡」的無限可能，不以標準化權威化的「社會良心」自居。他一再批評尼采，拒絕「超人」和「權力意志」等理念，認定這是歐洲十九世紀最後的浪漫。他拒絕尼采而推崇卡夫卡與慧能，其背後乃是他對「人」與「人性」的清醒把握，他認定，「超人」、「大寫的人」並不真實；倒是回歸「脆弱人」、「平常人」，正視人性的脆弱、荒誕、黑暗，才是人類「自救」的起點。

　　高行健不僅對「人性」具有清醒的認識，而且對世界、對人類生存環境、對文化走向等，也有極為清醒的認識。只要讀一讀本書中這些演講以及相關的談話與文章，我們就會明白，他給當今世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睿識。這些睿識，可概括為下述三個基本點。

　　第一，「世界難以改造」（但可以理解）。高行健提出「世界難以改造」的觀點，挑戰的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烏托邦思潮與革命思潮，而首先打破的是中國大陸流行的習慣思維和一貫性思維。高行健和我這一代大陸知識人，從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也可以說是「抱負」與「使命」。這一理念付諸實踐，產生的是烏托邦狂熱與暴力革命崇拜，以為革命可以改變一切，甚至以為文學藝術也應該革命，而革命文藝也可以改造世界。與此相應，便在各領域中「推翻舊世界」、將前人一概打倒，將文化遺產統統掃蕩。高行健是我認識的同一代人中，第一個清醒地放下「改造世界」的重負，從而也放下文學可以成為改造世界之奢望的思想家。高行健一再強調，文學只能見證歷史，見證人性，見證人類生存條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變歷史，所以文學不應當以「社會批判」為創作的出發點。倘若以此為出發點，只會使文學降低為譴責文學、黑幕文學、黨派文學、傾向性文學，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形象注腳或形象轉述。正是因為放下「改造世界」的妄念，所以高行健既反對政治干預文學，也反對文學干預政治。總之，認定放下「改造世界」的理念重負，才有自由。

　　第二，「時代可以超越」。認識到世界難以改造的高行健並不避世，也不悲觀。他明確表示，文學應當關注社會，乃至關注種種社會問題。儘管我們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時代的條件與社會環境，但可以喚醒人的覺悟，可以超越時代的制約，也即時代所形成的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的制約。政治當然免不了權力的角逐，經濟當然逃不脫利潤的法則，人類社會離不開這些功利的活動，但文學卻可以超越這些功利，而且可以置身於功利活動的局外，退入邊緣而成為潮流外人。這就是作家詩人能做出的選擇，在時代潮流中獨立不移，自鳴天籟。既不從政，也不進入市場；既不接受任何主義，也不製造新的主義與新的幻象。文學可以為時代所不容，但它恰恰可以超越時代去贏得後世的無數知音，這便是文學的價值所在。

　　功利可以懸擱，時代可以超越，那麼，超越之後作家要到哪裡去？高行健又清醒告訴我們：文學應回到它的初衷，它的「原本」。文學的初衷是什麼？文學的初衷是文學產生於人類內心的需要，有感而發，不得不發。文學初衷本無功利，即無政治、經濟、功名之求。文學本來就不是政治學、經濟學、市場學、新聞學，因此返回文學初衷才是文學的出路。他說得好：

　　文學不預設前提，既不企圖建構烏托邦，也不以社會批判為使命。文學當然關注社會，乃至種種社會問題，然而，文學並非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中的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複雜，回到人的真實處境，才是文學的宗旨。──在國際筆會東京文學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

　　第三，「文藝可以復興」。儘管世界充滿困境，市場無孔不入，俗氣與時髦到處蔓延，但高行健確信，文學藝術仍然可以有所創造，有所復興，大有作為。因為文學藝術本來就是充分個人化的活動，一切取決於個人的心靈狀態。天才都是個案，並非時代的產物。文學藝術都是由個人去創造的，所謂「復興」，也應由個人去實現去完成。儘管世界亂糟糟，但有心人還是可以找到有意義的事情默默去做。米開朗基羅、達文西等文藝復興的巨人們，他們正是在宗教的大黑暗中，借著上帝的外殼而注入人性的內涵。也正是在雍正、乾隆文字獄最猖獗的清王朝，曹雪芹卻創造出中國文學的經典《紅樓夢》。高行健一再說明，文學是自由的領域，但這自由不是上帝的賜予，不是他人的賜予，而是自己的「覺悟」。唯有自身意識到自由，才有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詩人在惡劣的環境中也還可以贏得內心的自由，寫自己要寫的作品，只要能耐得住寂寞。

　　高行健的這些演講和論述，如果一篇一篇認真讀下來，就會明白，他關注的是文學與文化的根本，是世界大局與未來。我出國後二十多年，一直留心西方學界與思想界，覺得西方學人確實提供了許多專業的新知識與新見解，也常對某個歷史事件和某段歷史行程做出了理性而精彩的評說，但少有對當下世界困局與人類前景的清醒認知與宏觀把握，也就是說，還很難見到類似高行健這樣清醒、透徹的思想者。我讀高行健常為自己的同胞兄弟而自豪，因為他讓我看到，終於有一個華人作家藝術家，走上歷史舞臺，超越「中國視野」，真正用全球的眼光與普世的情懷觀察與討論當今世界的困局，而且在那麼多的領域中提出那麼多新鮮的思想。高行健耗費了前半生，經歷了多次逃亡，一再被批判、圍剿、查禁，卻仍然擁有強大的靈魂活力，又如此獨立不移。二??五年，我到巴黎訪問他時，見到他寓所中滿牆的水墨畫（已在十幾個國家舉辦過七十多場畫展）和書架上幾百多本各種文字的高行健作品集與畫集，真是感慨不已。一個質樸低調、一起從東方黃土地走出來的同齡朋友，就這樣走向世界精神價值創造的高峰，提供了如此豐富的思考與作品。

　　高行健是一個作家、藝術家全才，他的一生，孜孜不倦在小說、戲劇、繪畫乃至電影等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創新，而且不屈不撓地追尋文學的真理。他最後找到的文學真理就是真實、真誠、獨立不移和對於「自由」的覺悟。難怪此書要以「文學與自由」為題，既是總題又是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