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統治下的『改造』……是無效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有人在堅守著心中的光明，絕不屈服，也拒絕合作。張先癡先生說，他們選擇了『換一種活法』：『從騙局中逐步清醒，開始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園，那種從伏地跪拜中重新站立的自我解放，那種重塑自我、重塑尊嚴的驚世駭俗，可以讓我們自豪終生』。……本書裡所顯現的人性的尊嚴，堅韌，自由與純淨，讓我想起自己在讀張先癡第一本勞改回憶錄以後，所寫下的一句話：『人的天性，人的良知，是任何力量與體制也「網」不住的』。這也就是張先癡先生前後兩本回憶錄的共同主題吧。」



　　錢理群，〈歷史在繼續〉，《格拉古實錄──勞改回憶錄之二》序



　　作為《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的延續，本書不僅紀錄了「勞改」期間的右派血淚史，更提供了當年勞改犯人「必備」的《勞改犯人守則》的珍貴影像，現在讀來荒謬可笑的條文，卻是當年勞改犯人們不得不遵守的，如鐵一般的紀律。



　　從歷史的荒唐、盲目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樣的教訓？喧囂瘋狂已過半世紀，重新反思「現代」的社會，我們能否說自己進步了？



本書特色



　　北大教授錢理群? 再次近萬言導讀推薦

　　本書不只是個人的血淚史，更真實而無情地反映了當年由反右運動開始的一連串荒謬與瘋狂。

序一　歷史在繼續─張先癡《格拉古實錄》序�錢理群

序二　一生負氣成今日�冉雲飛



上輯　真人•真情

一、三度自殺的「一級警督」

二、右派英烈楊應森

三、傅汝舟，多麼美麗的名字

四、張伯倫的人生傳奇

五、右派詩人孫靜軒的生前死後

六、從水電廳到水稻班─副班長何堅

七、各有各的不幸

八、馬列子孫如此虐殺炎黃子孫

九、大涼山詠歎調



中輯　實物•實事

一、重翻《勞改犯人守則》

二、認罪服法和服從命令─重翻《勞改犯人守則》之二

三、學習簡直是「精神凌遲」─重翻《勞改犯人守則》之三

四、勞改能把犯人變成猴子─重翻《勞改犯人守則》之四

五、勞改犯害怕「休息」─重翻《勞改犯人守則》之五

六、名存實亡的「接見」─重翻《勞改犯人守則》之六

七、不可多得的《犯人臨時外出證》

八、《罪犯存款折》和《犯人記分冊》

九、一張看病假條引出一串文字

十、勞改服上的一次「文字改革」

十一、暴政蹂躪下的日記

十二、二十世紀的兩種奴隸制

十三、鮮為人知的「二勞改」

十四、不幸的「幸運兒」─大饑荒年代被脹死的人

十五、勞改隊裡的「性文化」

十六、並非「搞笑」的小麥高產田

十七、垃圾中撿來的零零碎碎

十八、右派「改正」和「改正﹃右派﹄」



下輯　莫明堂雜文選

一、重慶的解放碑，中共的恥辱柱

二、黑白分明─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話外音

三、員警國家與「警粹主義」─軟禁中和員警辨偽

四、不去八寶山的中共領袖

五、關於「崇洋媚外」的隨想

六、關於「打假」的隨想

七、關於口號的隨想

八、關於題辭的隨想

九、關於道歉的隨想

十、連戰訪問大陸的斷想

十一、極權與「洋相」

十二、極權與「級別」

十三、旅遊的顏色

十四、是龍子龍孫嗎？

十五、關於帽子的隨想

十六、其實政府就是主謀

十七、數據的故事

十八、靠什麼取得的勝利？

十九、兒子，我為你感到驕傲

二十、新聞與表演

二十一、關於「綁匪」的隨想

二十二、閒話胡錦濤

二十三、體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迎接二○○八北京奧運會

二十四、「歸隊的老同志」─一個大陸老勞改犯眼中的李敖



附錄　漏網之魚

一、我和幾隻狗的恩怨

二、新聞泄出的醜聞

三、電影《劉三姐》之我見

四、一群愛國者的昨天和今天

─為紀念反右五十周年和抗日戰爭七十周年而作



跋　社會的無情與老人的癡情─寫在先癡先生《格拉古實錄》書後�松橋

後記

序一



歷史在繼續　─張先癡《格拉古實錄》序　錢理群



　　我曾於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五日為張先癡先生的《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寫序；今天是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提筆為其《格拉古實錄─勞改回憶錄之二》作序。時間相隔有九年之久，張先癡與錢理群，也許還有更多的朋友，都始終將那段「上個世紀的遠古史」（張先癡語）念茲在茲，不肯也不敢遺忘。張先癡先生說：「無論我走南闖北幹什麼營生，刻骨銘心的監獄往事時不時會走進我的回憶，或者在風雪交加的旅途，或者在閃電雷鳴的深夜，總會在臆想中遇到那些冤死的難友，他們滿臉淚水一身血污地向我走近─」，回憶、思考、記錄那段歷史，成為生命的絕對命令。



　　這是為什麼？



　　張先癡先生說：「這是所有的死難者委託給倖存者的使命，它既莊嚴又沉重，沒有任何一個跳動著的良心有勇氣去拒絕」。因此，他永遠不能忘記自己當年在被捆綁吊打以至痛不欲生時所立下的誓言：「我將寫出這一切用血汗換來的記憶」。



　　我想補充的是：這更是因為「歷史還在繼續」。那些「用血汗換來的記憶」，就不僅是曾經發生的歷史，同時是現實的存在。回憶、思考、記錄過去，首先是為了思考、認識和把握現在。

因此，我把張先癡先生的《格拉古實錄》看作是一個歷史與現實的「隱喻」；最為注重的，是他存留的歷史文獻，而且把它們看作是現實啟示錄。比如這本《勞改犯人守則》，就可以讓我們思考許多問題。



　　《守則》一開始就強制規定：「犯人必須改造思想」。如張先癡先生所說，這是毛澤東的「格拉古」勞改隊對史達林的「古拉格」流放所，以及希特勒的集中營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創舉」：不僅要對專政對象進行行動的控制和肉體的摧殘，而且要控制其心靈及思想，進行「精神凌遲」：「將他們的人格尊嚴、文化素養、道德品味像被凌遲者的血肉一片一片的切割下來，讓他們最終成為沒有獨立思想、沒有反抗意識的行屍走肉」，這是真正殘酷與令人恐懼的。問題是這樣的思想控制與強制改造，不僅針對監獄裡的犯人，而且是面向全體公民的，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最新的例子是黨的最高領導要求將黨的十八大精神「入心入腦」。在此之前，還有要將黨的思想「進課堂，進頭腦」的要求。這樣露骨的「洗腦」竟然公開刊登於報刊，而且人們都見怪不怪，習以為常，這就更加令人恐懼（原諒我又用了「恐懼」這個詞）。這大概就是「中國特色」，因此有詳加討論的必要。



　　首先要問：要把中國人（無論是有形監獄裡的「犯人」，還是無形監獄裡的「公民」）「改造」成什麼人？張先癡先生這裡說是「最終成為沒有獨立思想、沒有反抗意識的行屍走肉」，他還有一個概括，就是要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和「螺絲釘」。什麼叫「馴服工具」、「螺絲釘」？張先癡先生也有一個分析，就是要「在頭腦中」樹立一個「至高無上的信條」：「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要自覺地為黨的利益奉獻一切。在〈勞改條例〉裡，就規定得更加明確：「必須服從國家工作人員和警戒人員的一切命令和指揮」，這當然也適用於黨管制（領導？）下的一切公民，只不過話說得比較「溫柔」，例如要「熱愛黨，跟黨走」之類。其目的就是要使黨的專政，成為被專政者的「自覺自願」的「擁護」，獲得心靈上的合法性。「服服帖帖受活罪」，就成為其治下有罪名、無罪名的「犯人」的宿命了。



　　其二，又要追問：黨憑藉什麼獲得這樣的「至高無上」性？於是，就注意到，在黨的口號裡，「黨至上」之外，還有個「人民至上」，這就是所謂「黨」和「人民」的一體性，「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張先癡先生一語道破了這樣的自欺欺人的高論的實質：「實際上是用人民的名義反過來奴役人民」。「人民」之外，還有「國家」、「民族利益」。這就是近來喧囂一時的「中國夢」；「中國夢」本身似乎無可非議，問題是背後的邏輯：實現中國夢，就必須找到正確的道路，即所謂「道路決定一切」；而正確的道路就是黨的既定路線，即所謂「人間正道」，已經掌握在黨手裡，人們只需無條件地跟著走；如果還要議論、尋找別的出路，那就是「清談誤國」，「誤國」的罪名，就足以對一切在黨的意志之外思考問題的公民施以「有理專政」了。這使我想起了當年的胡風分子張中曉對毛澤東時代的思維、觀念、體制及其外在語言形式的一個分析，在我看來，它是延續至今的：「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靈世界，而是必須把自己浸沒在絕對的光圈內，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這個絕對物，可以是人民，民族，國家，真理，歷史必然性（人間正道）─都是「至高無上」，要絕對服從，不容置疑的；而所有這些絕對物都是由「黨」和「黨的領袖」來「代表」的，張中曉稱之為「假先知」。服膺於絕對光圈，就是要服膺於假先知，服膺於黨和領袖；反過來，服膺黨，也就是服膺人民、民族，真理這些絕對物，也就具有了某種神聖性。這是典型的精神迷藥，很多的人都被繞進去了，這才是真正的誤民誤國。



　　其三，在確立了改造的「絕對必要性與真理性」之後的問題，是「如何改造」？條例裡也有明確規定：必須「聯繫實際，揭發批判犯罪本質，破除犯罪思想」。這裡說的「揭發批判」有兩層意思。一是張先癡先生說的「自我誣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強制犯人深挖所謂的犯罪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外乎要求犯眾將自己的祖宗從祖墳裡挖出來進行所謂批判，還要每個犯人交代從八歲開始所中的所謂毒素進行當眾割尾巴」。這裡的關鍵又有二，一是要將「人」變成「罪人」：從家庭到社會，從思想到歷史，都是罪惡；二是要打碎人之為人的「尊嚴」，而且是在大庭廣眾之中，而且要強迫「自願」。在這樣的自我誣陷的思想改造之外，還有「勞動改造」。張先癡先生有一個精彩的分析：首先是「把勞動狹隘地定義為簡單的體力勞動，同時把一切非體力勞動者污蔑為『不勞而食的寄生蟲』」，這樣的勞動改造就必然具有「反智主義」的特點，目的就是要把人變成「介乎猴子與人之間的畸形物種」。這樣的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的結合，是最能顯示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造」的本質的，就是要將中國「人」改造為「非人」。─我又要說「恐懼」了。



　　也許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揭發批判」的第二個含意，就是要揭發批判他人。在張先癡先生的刻骨銘心的記憶裡，總有這樣一幕：在半年大評和年終總評的「學習改造運動」開始，都會召開動員大會，宣佈對少數犯人「立功減刑」，對「拒絕改造」的犯人實行嚴厲打擊。「立功」的標準是敢於揭發他人；「拒絕改造」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拒絕參與共謀。這樣的「賞罰分明」的結果，在犯人中有計劃、有目的地培育了一批所謂的勞改「積極分子」，張先癡先生說，有時候這樣的幫兇、走狗是比其主子更為兇狠的，他們是構成了監獄的有效統治的基礎的。



　　這樣的對犯人的分化政策，其實是有更深的用意的。首先，這是對人性的惡意誘導，是前述人性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曾經說過，人性是善、惡並舉的，健全的社會總是「揚善抑惡」，病態的社會就會「揚惡抑善」。這裡所討論的毛澤東時代對幫兇、打手的培養，或強迫犯人之間彼此檢舉，就是對人的動物性中的嗜殺性的惡性誘發，以達到張先癡先生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撕咬」，這背後是一個階級鬥爭的邏輯。在今天的後毛澤東時代，所誘發的就是人的慾望，以金錢美女名利誘惑、腐蝕人，這同樣也是一種動物性，是另一種形態的相互撕咬，其背後是一個唯物質主義和實利主義的邏輯。具體邏輯有變化，但將人非人化（動物化，非精神化）以利於統治的大邏輯，卻是不變的。人們經常感慨如今的道德過了底線，其實這正是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以貫之的揚惡抑善的人性導向所決定的。



　　(部分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