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也正是精神醫學轉型的年代。我在一九七四年轉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繼續進修時,原為精神分析師的舊主任剛下台不久,新的主任注重行為科學及生物精神醫學,反映的正是全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走向。第三版精神醫學診斷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DSM-III〕)在一九八零年出爐之後,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的概念遂逐漸?「描述性」(”descriptive”)學說所取代。因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裡,精神分析學乃至其他種種心裡治療學正在逐漸淡出精神醫學界。在這樣的氛圍下,存身於大學臨床學術機構的我,擺盪於精神藥理學、社區精神醫學與文化精神醫學之間,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遂成了茶餘飯後助興的話題。當代掌權的「新克雷培林學派」(Neo-Kraepelinian)把「心靈」當成「黑箱」、「黑洞」,相信跳過這個黑箱,我們反而會更有餘裕去探討腦神經科學乃至分子基因學與行為、思考、情緒的關係。訓練結束後,我一直留在大學教學醫院與研究機構,三十年間忙於?發展個人小小的學術事業而奔波,凝視心靈「黑箱」的時間,自然大減,但是對二十世紀初以來我們這個行業裡勇於探索人心的「祖師爺」們的人生際遇與心路歷程,則還是一直充滿好奇。
也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在醫學生時代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長、同學們共同集資創辦的《當代醫學》月刊,在走過三十餘年輝煌的歷史後,面臨因時代變遷等因素造成的瓶頸。同仁們幾經思考之後,決心將之持續至四十週年時圓滿閉幕。為了共襄盛舉,也為了一償去國多年、未曾為雜誌撰稿的歉疚,我於兩年前開闢了一個專欄,就取名?「受傷的醫者」,每期介紹一位精神醫學界或心理學界的開拓者。當時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色彩最鮮豔、故事性最高,也或許就是爭議性最嚴重的幾位,如榮格(Carl G. Jung;1875-1961)、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等,原先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單,只是想能寫幾篇就是幾篇。沒想到幾個月下來,每一個「主角」的背景資料牽引出許多我原所不知的、他們的同行者或敵對者(例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之於榮格)的「秘密」,於是乎有如原子爐的連鎖反應,名單越來越長,取捨居然成了問題。匆匆就是兩個寒暑,這個專欄,在見證《當代醫學》四十週年的慶祝盛典、圓滿謝幕後,也就畫下了句點。這期間勤跑圖書館,借閱書籍動輒十數百本,包括塵封多年的古稀珍本。有時為了求證解疑,幸運找到了專家學者或事件見證人的聯絡方式,居然還常得到善意的回應。大師們曲折豐富的人生,讓我有機會再度品嚐「做學問」的樂趣,也磨練說故事的能力,想來心裡就充滿感激。
另一位幾乎同姓的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1901-1980)則更是個來自中西部、身上同時流著維京人(Viking)與印地安人血液的「正宗」美國人。他「殘而不廢」,自信、樂觀、富於幽默。他不相信潛意識是洪水猛獸,而將之視為生機的泉源。也因為他,源遠流長但長期被誤解忽視的催眠療法才得以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