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革命分子耶穌：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

作者的話

　　十五歲那年，我發現了耶穌。

　　高一夏天，我參加了北加州的福音青年營。那裡有茂密的森林，一望無際的藍天，如果時間充裕，加上平靜的生活與溫暖的鼓勵，很難不感受到上帝的呼喚。依傍著人工開鑿的湖泊與高聳挺拔的松林，我與朋友歌唱、遊戲、交換祕密。我們擺脫家庭與學校的羈絆，無拘無束地玩耍。傍晚，我們聚集在營地中心，圍著營火坐成一圈。就在這裡，我聽到一則非凡的故事，從此改變我的一生。

　　故事是這麼說的，兩千年前，在某個稱為加利利的古老土地上，創造天地的上帝化身成無助的嬰兒降臨人世。孩子長大之後，成為一個無懈可擊之人。這個人就是基督，也就是人類的救主。他傳的道以及他所行的奇蹟觸怒了猶太人，因為猶太人認為只有他們才是上帝揀選的子民，於是猶太人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雖然他大可讓自己免於可怕的刑罰，但他還是選擇一死。他的死至關重要，因為他的犧牲使人類得以免除原罪的重擔。但故事並未結束，三天後，他死裡復活，顯現出崇高而神聖的樣子。現在，所有相信他，衷心接受他的人也將永遠不死且獲得永生。

　　我成長於宗教信仰混雜的家庭──有不太虔誠的穆斯林，也有活力充沛的無神論者──這的確是我聽過最精采的故事。在此之前，上帝從未如此吸引我。我在伊朗出生，我是穆斯林就跟我是波斯人一樣理所當然。我的宗教與我的族群身分密不可分。與絕大多數誕生在宗教傳統的人一樣，信仰對我來說親如自己的肌膚，不可能視若無睹。伊朗革命使我家不得不逃離故鄉，此後，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就成了我家絕口不提的禁忌。簡單地說，伊斯蘭教讓我們想起在伊朗失去的一切，我們所有的家當全落入當前統治伊朗的穆拉（mullah）手裡。儘管如此，我的母親仍會趁沒人看見時偷偷禱告，而且我們仍可在壁櫥或某個抽屜找到一兩本被藏起來的古蘭經。不過大體而言，上帝幾乎已從我們的生活抹去。

　　對我來說，這其實是件好事。畢竟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國，身為穆斯林簡直跟火星人沒什麼兩樣。我的信仰就像青紫的淤傷，很容易讓人看出我跟一般人有什麼不同；我需要把它遮掩起來。

　　另一方面，耶穌「就是」美國。耶穌是美國建國戲劇的中心人物。愈能接納耶穌，愈能讓我覺得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我的意思不是我在權宜之下改變信仰。正好相反，我對這個自己新發現的信仰十分虔誠。在我心中，與其說耶穌是「救世主」，倒不如說是與我交心的好朋友。青少年的我面對未知的世界，內心充滿徬徨，就在此時，耶穌向我提出了難以拒絕的邀請。

　　一從青年營回來，我便急著向朋友與家人、鄰居與同學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就連剛認識的人，還有街上的陌生人，也成了我分享的對象：有些人樂意聽我說話，但也有人當面拒絕我。然而，就在我急於拯救世人靈魂時，發生了出人意料的事。為了化解不信者的疑問，我透過研讀聖經來武裝自己，但我愈是鑽研，愈感受到福音書的耶穌與歷史的耶穌存在落差──亦即耶穌基督與拿撒勒人耶穌存在著不少差異。上大學之後，我開始正式研習宗教史，然而起初的困惑不僅未解，反而迅速擴大為對自我的全面懷疑。

　　福音派基督教的基礎，至少以我受的教導來看，是無條件地相信聖經每個字句都來自上帝的啟示，因此聖經的文字是真實、忠於原義、正確無誤的。然而，我很快就發現這個信念明顯有問題，毫無疑問有錯，而聖經也充滿了極為明確的謬誤與矛盾──一份文件經過數千年與數百人的傳抄，出現錯誤是可預料的──我因此陷入混亂，精神上完全失去了依靠。跟許多遭遇類似狀況的人一樣，我在氣憤之下拋棄了基督教信仰，彷彿我受騙購買了一個昂貴的贗品。我開始重新思考祖先的信仰與文化，並且從中找到年幼時未曾感受到的深刻而親密的熟悉感，那種感覺就像與老朋友久別重逢。

　　在此同時，我持續進行我的宗教研究，潛心研讀聖經，但我不再是過去那個盲從的信徒，而是追根究柢的學者。我不再拘泥於聖經所有故事都是真實的信條，我從文本中看到更耐人尋味的真實，一種刻意與歷史脫鉤的真實。諷刺的是，我愈瞭解耶穌的真實生平，愈瞭解他身處的動盪世界，以及他對羅馬暴政的反抗，我愈被他吸引。事實上，耶穌以猶太農民與革命分子之姿，挑戰世界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而失敗的形貌，在我心中反而比教會塑造的超然絕塵的形象更為真實。

　　歷經二十年嚴謹研究基督教起源之後，今日我有信心說，我對耶穌的信從要比過去更為忠實，只不過我現在信從的是拿撒勒人的耶穌，而非耶穌基督。我希望本書能以我當初傳布基督故事的熱忱，來傳布歷史上的耶穌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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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關於拿撒勒人耶穌，我們擁有的最初文字資料來自於保羅的書信，保羅是耶穌早期的追隨者，大約西元六十六年去世（保羅最初的書信，《帖撒羅尼迦前書》，完成的時間大約在西元四十八年到五○年，也就是耶穌死後的二十年。）然而，保羅的問題在於，他對於歷史的耶穌興趣缺缺。他的書信只有三個地方提到耶穌的生平：最後的晚餐（哥林多前書11:23-26），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2:2），以及對保羅來說最關鍵的復活。保羅說，「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書15:14）。對基督教早期歷史有興趣的人，也許認為保羅的書信是絕佳的史料來源，但我們無法從他的書信挖掘出歷史上的耶穌形貌。

　　於是我們只剩下福音書，但這些福音書亦非全無問題。首先，除了路加福音之外，其他福音並非出自福音本身所冠人名之手。其實新約絕大多數的篇章都是如此。這類作品即是所謂的「偽典」（pseudepigraphical works），也就是偽托他人之名寫成的作品。這種做法在古代極為常見，而這些偽典也不應視為偽造之物。以某人的名字為某書命名，這麼做通常表示該書反映了某人的信仰，或反映了他的學派思想。無論如何，福音書並非（其原意亦非如此）耶穌生平的歷史文獻。福音書並非親炙耶穌教誨之人對耶穌言行的紀錄，而是信仰者社群對信仰的見證，其寫作的時間往往與實際事件發生的時間隔了好幾年。簡言之，福音書描述的是身為基督的耶穌，而不是身為凡人的耶穌。

　　關於福音書的形成過程，目前最有力的理論是「雙源理論」（Two-Source Theory）。該理論主張馬可福音成書最早，大約在西元七○年之後，也就是耶穌去世的四十年後。馬可收集了口傳的資料，或許還包括一些文字傳說，其中包含耶穌最初的門徒在數年間寫下的作品。馬可依照年代先後排比這些資料，因此創造出全新的文類，稱為gospel，即希臘文「福音」的意思。然而，馬可的福音書太簡略，無法滿足許多基督徒的需求。馬可未提到耶穌的幼年；只提到耶穌某一天出現在約旦河畔，受了施洗約翰的洗。馬可未提到耶穌復活，他只提到耶穌被釘十字架，遺體放在墳墓裡，幾天後，墳墓空無一物。即使是最早期的基督徒，看到馬可這麼簡單描述耶穌的生平與傳道，恐怕也會感到意猶未盡。這方面的工作只能留待接續馬可福音的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由它們來補充原初文本的不足。

　　馬可之後又過了二十年，大約西元九○年到一○○年左右，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的作者開始各自獨立撰寫。他們以馬可的手稿為範本，添入自身的獨特傳統，包括兩種相異且彼此衝突的耶穌幼年敘事，以及一連串經過增補修飾的耶穌復活故事，來滿足各自的基督教讀者。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也引用早期相當流行的耶穌語錄，學者稱這些語錄為Q資料（Q指德文的Quelle，也就是資料來源的意思）。雖然我們沒有有形的文獻資料，但我們可以把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中並非來自馬可福音的文字找出來，然後比對這些文字，找出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的共通點，由此就能推論出Q資料的內容。

　　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合稱對觀福音書（Synoptics，希臘文，「對觀」的意思），因為這三部作品對於耶穌的生平與傳道事蹟，或多或少呈現出共同的敘事與年代順序。而這三本福音書的內容也與第四本福音書約翰福音有很大的差異。約翰福音可能成書於西元一世紀結束後不久，也就是西元一○○年到一二○年之間。

　　以上四本是被列為正典的福音書，但它們並非僅有的福音書。我們現在擁有的非正典聖經，絕大多數成書於西元二到三世紀，這些作品對於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有著截然不同的視角。這些福音書包括一九四五年於上埃及，也就是在拿戈瑪第（Nag Hammadi）附近挖掘到的作品，如《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腓力福音》（Gospel of Philip）、《約翰秘傳》（Secret Book of John）、《抹大拉的馬利亞福音》（Gospel of Mary Magdalene）與一些格諾希斯福音書。雖然這些作品最終未能列為新約，但它們仍極為重要，因為這些作品顯示當時的人對於耶穌是誰與耶穌的意義為何，看法極為分歧，就連宣稱曾與耶穌同行，曾與耶穌同吃一塊麵包，與耶穌一起飲食，曾親耳聽他傳道以及與他一起禱告的人，他們對耶穌的想法也言人人殊。

　　最後，關於拿撒勒人耶穌，我們只握有兩件確然不移的歷史事實：首先，耶穌是猶太人，西元一世紀初，他在巴勒斯坦領導廣受支持的猶太運動；其次，羅馬因為他領導猶太運動而處死他。光憑這兩件事實，自然無法完整描繪兩千多年前這名男子的生活全貌。然而，如果能夠對照耶穌身處的那個充滿騷亂的時代──感謝羅馬人，我們因此知道不少當時的事──那麼這兩件事實就能協助我們描繪出比福音書更貼近歷史的拿撒勒人耶穌肖像。事實上，從這場歷史活動中浮現的耶穌──一名投身於西元一世紀巴勒斯坦宗教與政治騷動的狂熱革命分子──與早期基督教社群描繪的溫和牧羊人形象，兩者幾乎沒有類似之處。

　　思考一下：釘十字架幾乎是羅馬人專門用來懲罰煽動叛亂者的刑罰。當耶穌痛苦地扭動身體時，羅馬人在他頭上放了個牌子──上面寫著「猶太人的王」──這是耶穌的「罪狀」（titulus），儘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諷刺耶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每個被釘十字架的罪犯都有這樣的牌子，上面寫著他是犯了什麼罪才遭到處死。在羅馬人眼裡，耶穌的罪名是企圖建立王國（也就是叛國），與當時每個自稱是彌賽亞的人罪名一樣，而這些人也全遭到處死。耶穌不是獨自一人受死，福音書提到在耶穌兩旁各釘了一個人，他們被稱為是lestai，這是希臘文，翻譯成英文就是「竊賊」，但真正的意思其實是「強盜」，而羅馬人多半以此來稱呼叛亂分子或造反者。

　　這三名造反者所在的山丘滿布十字架，每座十字架上都掛著痛苦流血的身體，這些人都因為違逆了羅馬的意志而受此刑罰。光是這樣的景象就足以使人質疑福音書對耶穌的描繪：他只是一名追求無條件和平的人，與當時的政治動亂毫無關係。廣受民眾支持的彌賽亞運動領袖，呼籲建立「上帝的國度」──對猶太人與異教徒來說，這個詞其實與反抗羅馬大同小異──如果說這種行為與猶太行省的猶太人普遍瀰漫的革命情緒無關，未免太不可思議。

　　福音書作者為什麼極力淡化耶穌訊息中帶有的革命性質，為什麼刻意抹去耶穌運動中帶有的革命色彩？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瞭解，幾乎所有關於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使命的福音故事，都是在西元六十六年猶太暴亂「之後」寫成的。那年，有一群猶太叛亂者在信仰上帝的熱情驅使下，鼓動同胞發動叛亂。令人意外的是，叛軍居然成功收復聖地，驅逐了羅馬人。有四年的時間，上帝之城再度回到猶太人手裡。西元七○年，羅馬人捲土重來。在圍困耶路撒冷不久之後，羅馬軍攻破城牆，搶掠居民。他們逢人便殺，屍體全堆置在聖殿山。血水沿石板街道流下。屠殺結束之後，羅馬士兵縱火焚燒聖殿。大火從聖殿山往外蔓延，將耶路撒冷的牧地、農田與橄欖樹盡皆燒燬。舉目所及全成了焦土。由於聖城毀壞得太過徹底，約瑟夫斯因此寫道，我們找不到任何痕跡可以證明耶路撒冷曾住過人。數萬名猶太人遭到屠殺。僥倖存活的則被上了鎖鏈驅趕出城。

　　猶太人在遭遇這場災難之後，精神上的創傷難以想像。猶太人被逐出上帝應許之地，卑躬屈膝地與羅馬帝國異教徒雜居，西元二世紀的拉比因此刻意將猶太教與激進彌賽亞民族主義逐漸區分開來，因為後者引發與羅馬的戰爭使猶太人遭此劫難。此後，《摩西五經》取代聖殿成為猶太人生活的重心，而拉比猶太教也開始興起。

　　基督徒也覺得有必要與這些使耶路撒冷遭剷平的革命狂熱分子保持距離，不僅因為這麼做能讓早期教會免遭羅馬報復，也因為此時的猶太宗教已被歸類為低賤的社會階層，基督教傳福音的對象因此轉移到羅馬人身上。於是基督徒開始重新塑造耶穌，希望將耶穌從革命的猶太民族主義者，轉變成宣揚和平不關心世俗的精神領袖。這樣的耶穌才能被羅馬人接受，而事實上羅馬人確實接受了。三個世紀之後，羅馬皇帝狄奧多西（Flavius Theodosius，死於三九五年）讓耶穌基督巡迴傳教的運動成為官方宗教，我們今日所知的正統基督教於焉誕生。

　　本書試圖盡可能挖掘出歷史上的耶穌，也就是基督教「之前」的耶穌：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猶太革命分子。兩千年前，他在加利利的鄉野巡遊，召集追隨者發起彌賽亞運動，企圖建立上帝的王國。然而，他在耶路撒冷公然挑釁，又在聖殿大肆抨擊，因此遭羅馬當局以煽動叛亂的罪名加以逮捕處死。本書也要討論，耶穌想在人世建立上帝的王國失敗後，他的追隨者如何重新詮釋耶穌的使命與身分，以及猶太彌賽亞的性質與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