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劉劍梅
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革命與情愛》於2003年由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四年了。兩年前通過李歐梵教授夫婦，我結識了正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的季進教授，他建議我把這本英文書翻譯成中文，當時我以為他只是隨便說說，可是沒想到，他一回國就和王堯教授主編「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把我的這本書列入其中，並請中山大學的郭冰茹博士翻譯，讓這本書終於有了中文版。書的原名為Revolution Plus Love，本應直譯為「革命加戀愛」，這一書名對於美國讀者顯得更為明快也更為有趣，但對中國讀者則顯得過於「通俗」，因此，徵得譯者的同意，定名為「革命與情愛」，這是意譯，但並不走題。
《革命與情愛》是基於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從讀博士學位時開始構思，到初稿完成，之後又不斷修改與潤色，加上出版社的審理過程和簽約後編輯人名書名索引等等，經歷了八年的時間。如此難產，除了我的才氣不足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英文寫作對於我總是不如中文寫作那麼方便。現在美國大學東亞系已經擁有越來越多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教授和助理教授了，但他們大多數出身於大學外語系，而我則是出身於北大中文系。如果不是我就讀的北京二中（北京重點中學）外語課抓得特別緊，再加上父母為我請了課外英文輔導老師，我連留學夢也做不成，更不用說英文寫作了。到美國後，我被大環境和小環境所逼，英文水平雖不斷長進，但比起英文系出身的「同路人」，自然要吃力得多。只是我還有一點毅力，堅持雙語寫作，堅持不停地往前爬動。在烏龜和兔子的賽跑中，我不屬於兔子，但就同齡人出版英文著作而言，倒屬於「先進」了，這也正好應了中國「笨鳥先飛」的俗話。
寫作博士論文的最初靈感，來自於夏濟安先生的《黑暗的閘門》和李歐梵先生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夏濟安先生在《黑暗的閘門》一書中，刻畫了瞿秋白、魯迅、蔣光慈、馮雪峰、丁玲、「左聯五烈士」的命運圖像，道破了這些左翼作家的雙重性和富有人性的一面，這一見解拓展了我的視野，對我影響很大。李歐梵教授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選擇林紓、蘇曼殊、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作為評說對象，討論1930年前後的時代風貌和一代作家的精神特徵。那洋溢在書中的曾經驅動一代人的浪漫情感，對我理解「革命加戀愛」的創作模式有很大的幫助。延續他們的研究方向，我在《革命與情愛》一書中，也充分強調中國現代作家的分裂性，強調他們在現代與傳統、理想與現實、個人情愛與集體願望之間的掙扎和彷徨。我認為，「革命加戀愛」公式的一再重複，正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一種人性困境。他們在個體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一次次地體驗著現代分裂人的痛苦，即使最終認同了奮鬥的集體，仍然不能掩飾內心的焦慮。可以說，我的這本書雖然沒有完全實現對夏濟安和李歐梵的超越，但至少是對他們研究成果的補充。此外，通過探討權力與性別、政治與文學的交織，我還希望能給中國現代革命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女性批評的視角，特別是抓住「女性身體」這一中介，想說一些以往現代文學史家未說過的話。不過，現在回頭再看這本書，覺得還是有許多遺憾的地方，當時受西方學院派的影響太重了，尤其是受到瀰漫於西方學界的解構氣氛的影響，正面建構的意識還不夠強健，對現代女性的精神開掘也還不夠深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正知道自己文章的得失還是需要時間的。
我在寫《革命與情愛》一書時，注重的是女性身體的多重象徵意蘊。雖然用力敘述的是政治與革命權力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利用、分割、扭曲和異化，可是同時也看到女性身體自身的游離性和豐富性。所以，即使寫到像蔣光慈和茅盾這樣的左翼男性作家用女性身體傳達革命意識形態，我也注意到女性身體不被意識形態所控制的一面，有身體的豐富性，才有文本內在的張力。寫到女性作家時，我更是注意到身體與內心的密切聯繫。比如，白薇的身體寫作，就並非只有欲望的軀殼，並非僅供消費，並非只是快感與遊戲，而是與內心發生關聯，是蘊藏著不屈靈魂的全生命的顫動。當她把身體的痛苦暴露給讀者時，不僅讓讀者看到身軀之傷，而且是靈魂之傷。這些傷痛，表達了這位女性作家鬱積在胸中的憤怒與不平，也表達了她對父權制社會不屈不撓的抗爭。這樣的女性身體，擁有巨大的生命能量和靈魂深度，不僅是對身體專制的反抗，而且是對靈魂專制的反抗。可以說，我在本書中試圖探索的，不是簡單的身體政治，不是簡單的肉體崇拜與狂歡，而是個體生命在革命大時代中充滿艱辛與內心搏鬥的精神歷程。
這本書的英文版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出版，首先要感謝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導師王德威教授。他不僅在我讀書期間對我精心指引，而且非常支持我的這一選題。他在為我的散文集《狂歡的女神》所作的序中，有一段文字談到了《革命與情愛》：
劍梅的專長是現代文學與歷史、性別關係的互動。她的博士論文，以及第一本英文專書，寫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革命加戀愛」的小說政治。這個題目看來平常，裡面其實大有文章。三十年代風雲變幻，前衛作者或熱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體解放，總結起來，正不脫「革命」、「戀愛」兩大目標。以後五十年中國所經歷的種種激情狂熱，基本源出於此。時移事往，劍梅成長的歲月卻是個告別革命、放逐諸神的年代。進入九十年代，在美國，她重新檢視「革命加戀愛」的譜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國現代性特徵；論文寫的雖然是文學，但一股與歷史對話的衝動，躍然紙上。
如果不是王德威老師的認可和堅持，我可能半途而廢。記得那時我已經被西方學院派的密集概念「轟炸」得「不知去向」，後殖民主義到來時，我的選題跟這一時髦的西方理論很難掛上鉤，不久西方漢學界又偏重「文化研究」，朋友們紛紛轉向對影視文化的批評，而我還在閱讀左翼作家的文字，覺得很落伍、很孤獨。好在有王老師的一再鼓勵和輔導，加上我父親常常與我對話，才慢慢從選題中找到了樂趣，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視角。初稿出來後，李歐梵教授作為第一讀者與老師，他的坦率批評又讓我警醒。他說，你這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沒有必要套上時髦的西方理論，你應該把那些枯燥的理論術語統統去掉。我於是又重新審視修正一番，不過為了趕上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給我的期限，那次改動所下的功夫還很不夠。現在看來，當時如果能夠「傷筋保骨」地重構一下，現在可能會滿意一些。
除了感謝王德威和李歐梵老師，我還要感謝夏志清先生和王斑教授。夏志清先生在我讀書期間，除了教授中國古典戲劇課程之外，還常常關心我的寫作。退休之後，還時常回到哥大的校園來輔導我和同學們，讓我們受益匪淺。記得我最初告訴他想做「革命與狹邪的對話」的論題時，他很不客氣說，這個選題「大而無當」。我聽了，很受震憾，後來才深挖一口井，壓縮成對30年代「革命加戀愛」文學題旨的研究。王斑的第一本英文書《歷史的崇高形象：20世紀中國的美學和政治》跟我做的選題很相近，於是我們就有了對話的機會，他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和指導。在美國的讀書寫作生涯中，我還得到以下教授的關心和支持：葛浩文，林培瑞，奚密，孫康宜，唐小兵，Kirk Denton，陳小眉，張英進，岳鋼，商偉，Michel Hockx, Victoria Cass, Paul Rauzer, Michael Tsin，鄭樹森，沈志佳。還有，我的好友Ann Huss（何素楠）為我的英文把關，我父親的朋友程麻叔叔幫助我收集和複印不少第一手材料，這更要銘記在心裡。
這本書是獻給我的父親劉再復的。我在與他合著的《共悟人間》中，曾寫道，「感謝你終於使我愛上了文學。這一選擇使我比旁人多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如此迷人，它的最深處的內核，是真的永遠不會熄滅的人性的太陽。它的光芒撫慰著人間，也撫慰著我，叫我做人要豐富，但又要單純、善良，對人永遠不要失去信念。它讓我在充滿欲望的世界中不會迷失自我，並多了一種視力看待人生，多了一副『詩意心腸』珍惜人間所有的真情和愛意。」2不錯，正是父親把文學看得如同宗教一般神聖，才使我愛上了文學，才在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中找到了人性的光輝。我的母親陳菲亞，妹妹劉蓮都是我的堅強後盾。我的先生黃剛，總是讓我感到理解的快樂。我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學者，出書時總是想到與我個體生命存在息息相關的親人。
最後，我要感謝季進教授和王堯教授，沒有他們的熱心推薦、督促和鼓勵，就不會有這本書的中文版。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的中文譯者郭冰茹博士，沒有她的認真的、艱辛的工作，我的英文著作哪能與故國的讀者見面？她不僅刻苦翻譯，而且把引文一一查出，糾正了我的一些注釋上的錯誤，經過此番翻譯的洗禮，我對自己的舊作也有了不少的反思。對於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我也心存敬意與謝意。
寫於2007年5月底，美國馬里蘭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