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青鞋印我痕──學也無涯思
壹、古人智慧
南宋一代文人楊萬里（1127-1206）〈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渡〉一詩云：「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楊萬里是紹興24（1154）年的進士，曾任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吏部員外郎，因反對鐵錢行於江南諸郡而辭官歸里。淳熙7（1180）年庚子新年間，楊萬里在一個大霧茫茫的清晨時刻過大皋渡，心有所感地寫下這首傳唱數百載的詩文。大皋渡位於江西省中部偏南，為吉安市所轄的泰和縣境內，因縣北八十里有大皋渡城，蓋以大皋渡名。其實，楊萬里還另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行，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兩首都有他極高的人生智慧。
在前路難辨的水路中，只憑雞犬相聞，一路逶迤前進，在已經積滿厚雪的船板上無意中印踏出青鞋痕。想必當時渡船定如過江之鯽，船上多賢之士不免踏雪尋蹤，然當楊萬里從自己的渡船上印出第一痕之後，步步似乎都有了方向。「青鞋印痕」看清自己的腳步，與船家同在霧中摸索，寒晨雞犬相聞中知道又經一村了。
貳、三位老師
從無常的定律言，命運不該是天注定。齠齔之年，親族命算謂我將當「和尚」。年幼時對什麼是「和尚」我一無所知，也不放心上。對宗教也沒什麼特別偏好，高中輟學後，開始感受人生的「苦」。及從嘉義北上重考，進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世新大學前身），一本〈心經〉開啟入佛因緣。
世新是一個學風極度自由的學府，因「臺大哲學系事件」而被臺大解聘的王曉波老師，當時就在世新任教，開設哲學概論課程。王老師第一堂課的第一句話「教授就是會叫的野獸」，至今音猶在耳。世新自由的學風，深深影響了我的學與思。
畢業服役後，1985 年末至1986 年間即服務於佛教雜誌、出版業，之間雖仍摸索佛法，然始終未有確定目標與方向。1989 年9 月，原佛教雜誌社負責人赴美進修，於是將雜誌交予我，繼而專心於佛教文化的經營。在編採的過程中，與佛教文化交涉日深，結識的佛門善知識倍增。
1990 年在為日後重拾課業的準備中，先於文化大學夜間部選修黃慶明老師的理則學（邏輯學），他也是涉及「臺大哲學系事件」的相關老師之一。而透過邏輯學的學分，雖然對於佛教哲學研究有所助益，但始終無緣進入哲學學門。由於投身臺灣佛寺與人物的採訪工作，深覺無論從義理或歷史研究，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皆是世界重鎮，何況日本曾殖民臺灣半世紀，意識到日文可能會是將來研究的工具。1992 年以一整年的時間在永漢日語學習，從五十音一直上到高級班結業。1993 年夏，在楊白衣夫人楊林寶璧的引薦下，插班進入京都佛教大學（通信教育），校方准從大三讀起，但考量自己的日文尚不足應付，於是選擇從東洋史專攻二年級開始。
佛教大學的通信教育，有些類似臺灣的空中大學，每年必須於暑假至少一個月在校上課、考試，稱之為schooling，其餘時間在家研修學校規定的課程及撰寫報告。原本需讀三年，但由於家庭與工作忙得分身乏術，於第三年開學後即辦退學。但在京都兩年的兩個夏天，因接觸日本近代佛教的海外布教過程資料，進一步引發後來研究臺灣殖民時期佛教的因緣。其中在日文的教授、解說，楊師母是我的恩師。楊師母畢業殖民時期的北二女，日文造詣深厚，1957 年曾在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旁聽一年，法名「如實」，後下嫁楊白衣老師，為楊老師從事中日文佛學著作翻譯工作。這三位老師對我日後在佛教的研究工作上啟蒙不少。
參、初履學涯
從1986 年至1995 年的十年新聞編採過程中，累積了許多資料，田野調查的體驗，進一步引發臺灣佛教史研究興趣。佛教相關學術研究會亦如雨後春筍，常在採訪過程中聆聽了學人的研究發表，然部分對於臺灣佛教的歷史討論，與我在田野的見聞，乃至所蒐集的史料並不完全吻合，於是便思考撰文回應一些問題。於茲走進了學術研究的領域渾然不知。
1996 年夏，現代佛教學會舉辦首屆「臺灣佛教研討會」，會長為楊惠南老師，承其錯愛，於會中發表個人學涯第一篇調查研究論文：〈戰後臺灣佛寺的轉型與發展──以南投地區佛寺齋堂為例〉，論文背景正是配合當時調查南投地區佛寺與人物的歷史研究。此後與現代佛教學會關係日深，諸多啟蒙者如藍吉富、楊惠南、蔣義斌、林光明、蕭麗華、恆清法師等老師，更因為這樣的因緣還忝任兩屆現代佛教學會蕭麗華、賴賢宗會長的秘書。從而每年幾乎都發表一至兩篇取材於田調的臺灣佛教史相關研究。
2000 年元月，為印順法師的祝壽學術研究會上，在陳一標老師的鼓勵下，於翌年報考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第一屆在職碩士專班。諸多宗教領域的視野開拓，如開設《大唐西域記》的黃運喜老師、《宗教社會學》的鄭弘岳老師等等，豐富了宗教學的素養。2004 年1 月口試通過，決心朝歷史學研究邁進。2005 年報考廈門大學與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僥倖同獲錄取，因地緣關係遂捨廈大而就成大。
成大一向以臺灣史與明史享譽學界，五年的成大研究生生涯，明代佛教史陳玉女、明代海洋史鄭永常、臺灣宗教文化與日文陳梅卿、日本文化史顧盼等諸位老師給予醍醐灌頂般的指導，是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
肆、做好一件事
投身佛教學術研究是人生意外之旅，雖最終與「和尚」無緣，亦不信宿命，但冥冥之中似與佛教深緣難解。已故的世新學長李國修（1955~2013）因為父親的一句「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了」，深重地影響他的一生。資質駑鈍如我，相信勤能補拙，每當吟味前人充滿大智慧之語，時心有所感。惕勵自己這一輩子也能做好一件事。
臺灣佛教的研究，因歷史很短，看似容易，其實不然。明鄭清代以降，方志對佛教的記載十分有限，出現的僧侶雖多，但乏生平背景，更遑論宗派思想，這樣的佛教面貌很難清晰。研究者所能做的亦十分有限。在此不利的條件之下，結合田野調查乃必要之舉。
僧侶的活動場域，除一般所熟知的佛寺外，民間宮廟絕不能忽略。無論是媽祖廟或是關帝廟，甚至城隍廟，清代以來都不乏僧侶住持。這從近年來越來越多被發現的祖堂牌位得到佳證。祖堂牌位往往有歷代住持名號，或所屬宗派別，單獨的牌位背後，常常有該僧人的生卒年，甚至牌位下會鑽洞紙藏僧侶生平資料，這大都是方志不曾記載的，皆是拼湊臺灣佛教的第一手資料，如果不作田野，將一無所獲。
祖堂牌位固不可小覷，而跑田野時又往往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如手抄本、善本經書等等，到日本殖民時代，甚至有許多珍貴照片，這些都是研究佛教、齋教流傳、演變的文獻。
清代臺灣佛教研究一般以為難脫閩粵佛教影響，但其他鄰近地區僧侶來臺的作用當不可忽視。如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和尚乃是來自江西，屬曹洞宗湛然圓澄（1561~1626）一系，又如大甲鎮瀾宮僧侶歷代祖師演字與普陀後寺一致，極可能是來自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凡此種種，絕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臺灣移民主要來自閩粵，佛教必全然受閩粵影響，就像戰後大批大陸僧侶來臺，以江浙省籍為多，其影響較之閩粵更為深重一樣。
清代來臺僧侶系譜集中在贛、浙、閩、粵四省，如能釐清來臺僧人的身份背景，將可推進臺灣佛教的研究，除文獻的研究外，對該僧人的原鄉祖庭的田調將是必須的。最新例證，雲林北港朝天宮2012 年在福建仙遊找到當年帶著媽祖來臺的開山住持樹璧和尚（1664-1723）的墳位，俗名嚴瑞義的樹璧，出家仙遊龍紀寺，30 歲（1694）抵笨港創建北港朝天宮，46 歲回到故里。1 如果沒有朝天宮相關人士到仙遊從事調查，當不會發現樹璧和尚的相關史蹟。渡海來臺僧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行和的生平資料，透過田野調查或許有一天也將出土，屆時研究臺灣佛教又將向前一步。
個人學涯從新聞相關科系，轉入宗教學門，最後歸於歷史。始終未從一而終，時節變化與個人興趣的投射，是因緣相續的結果。雖然各學門的訓練都觸及，但畢竟難比一以貫之的學習。故在長期的佛教文化鑽研上幾乎是傾向於佛教史的研究，而方法學即集中於文獻與田調的比對應用，其中田調工作某個程度上又相似於新聞學的採訪報導，至少個人對這兩方的結合是極為自然。
臺灣佛教的研究，一方面是漢人移民歷史不過四百年，二方面自明鄭清代以降，佛教與其他宗教都不是方志所重視的，往往只有寺廟歷史背景，而1 蔡維斌，〈北港朝天宮傳說迎媽媽來台的和尚找到了〉，《聯合報》（2013年11月22日），A26。
僧侶住持僅聞其名，難得其生平資料，這在在都使臺灣佛教史，甚或宗教史難以入手，這也就是為什麼清代臺灣佛教始終沒有一部完整專書出版。
臺灣佛教的研究難以「宏觀」，歷史短、文獻乏是主因，故大部分都屬「微觀」研究。但宏觀有宏觀的好處，微觀亦有微觀之長，並無優劣軒輊可言。明鄭至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是政治「邊陲」，亦是宗教「邊地」，加上佛教自晚明以來即呈衰微狀態，其不受重視，甚至受人鄙視。日本殖民之後，臺灣佛教被導入日本殖民佛教新觀念與新研究，初步提升了臺灣佛教研究品質。
歷史學式的佛教研究在臺灣恐怕非主流，投身其中者也不多，鑑往知來確是歷史研究的迷人之處，自己從最初的個別寺院、齋堂研究，過度至區域史、交涉史的研究，似乎是漸漸地點、線、面連成一氣。從清代經懺、香花僧受眾人鄙視的佛教，過度至殖民時期，及至戰後佛教漸成主流，這種極大變化的歷史，於未滿四百年漢人移民史上繽紛呈現，不可不謂「驚天動地」、「可歌可泣」。
投身於臺灣佛教的研究，沒有預設，談不上目的，卻成為生活的大部分，自己的工作是佛教文化出版，在大學、研究所開的課是佛教史學或佛教典籍專題，鎮日所思、所言、所行，無不與佛教有關，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哉是言。放心於生活，放心於學問。《莊子• 養生主》說：「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知識無邊無涯，故說學海無涯，生命有限，做好一件事，做到哪裡就哪裡，那裡就是圓滿。
闞正宗
2013 年12 月17 日於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