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前言（摘錄）

　　

　　記得有人說：在「小說都市」的任一曲巷小路，沒有一處沒有LeoTolstoy的「日影」的映照。假使我們學了某氏的口吻，可以說：「臺灣研究的都市」的任一曲巷小路，沒有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的映照。──楊雲萍1949

　　

　　在臺灣研究的領域中，不論是否從事歷史研究或是人類學研究，大概沒有不知道伊能嘉矩（1867-1925）的人吧。甚至，在學院的專門知識或是學術論文專著之外，屬於公共歷史學或是大眾歷史學的一般社會文化知識場域，在電視媒體的紀錄片中、在教科書或通俗歷史讀物裡，乃至博物館展覽或是較有規劃的觀光旅遊中心，最近十幾年以來，也常常可以看到伊能嘉矩出現在這些媒介上。

　　

　　如同歷史學家楊雲萍於1949年所寫的評論所預示的，「『臺灣研究的都市』的任一曲巷小路，沒有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的映照」。不只戰前的殖民地時代、戰後初期乃至今日；不論是學院裡的臺灣研究，或是社會中的公共歷史，來自日本東北岩手縣丘陵群山中鄉村遠野的伊能嘉矩，在百年前曾經是日本帝國南方殖民地的臺灣，留下了顯著的印跡。

　　

　　透過重新閱讀伊能嘉矩，探索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的知識建構層位，追蹤這些印跡形成的線索，能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位影響了日後臺灣研究發展的伊能嘉矩其人其學之外，更希望透過對籠罩臺灣研究伊能嘉矩日影折射的解析，進一步了解其反景顯影當時的歷史脈絡與知識生成條件，以及後來持續映照著不同時期的知識生產狀況。

　　

　　伊能嘉矩一方面是作為學者的歷史人物，其人生的足跡，交織著重層的知識與制度的網絡，更與近代日本的展開，特別是帝國的擴張息息相關。其臺灣研究的知識生產，既是時代的產物，同時也參與了其所身處的時代。另方面，伊能嘉矩一生事業之所關注，其足跡與人生履歷，使得在近代日本內國的與帝國範圍內的兩個周緣地域，亦即遠野與臺灣，重疊在一起。透過他的經歷，我們看到了近代日本在帝國邊界內外空間上的展開與疊合，使得伊能嘉矩本人變成一個饒富象徵與實質意義生產場所，其生前與死後，皆在這兩個帝國的周緣地帶，產生了各種漣漪。

　　

　　遠野在戰前因日本民俗學大家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而著名，戰後更因此成為日本的「民間傳說的故鄉」（民話?里），被戰後日本文化民族主義形塑成在民間傳說與日常生活中保存了日本文化本真性（culturalauthenticity）的場所。伊能在遠野──不論是否透過柳田國男的襯托──以鄉土史研究先行者的身分被記得，成為遠野的歷史代表人物之一。在臺灣，在殖民地時代曾經是臺灣通的伊能嘉矩，其作品成為近代知識生產中劃定「臺灣研究」範圍與定義研究議題的先行者。在戰後，伊能仍然繼續以或顯或隱的形式被閱讀、被引用、被翻譯、被展示，甚至被抄襲。換言之，雖然伊能嘉矩在來臺十年之後離開臺灣返回日本，並於1925年去世，但就其影響而言，伊能嘉矩或許從未離開臺灣。

　　

　　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之後，臺灣研究獲得了市民權，成為臺灣社會重建歷史意識的資源。重新回顧近代史，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既成為歷史記憶重建的資源，也成為當時臺灣社會再出發的起點。1990年代，伊能嘉矩的許多作品在臺灣翻譯出版，而其戰前已出版的作品，也陸續再版刊行。一百年之後，伊能再度在臺灣登場，不再是百年前近代日本帝國擴張浪潮上的一波紋，而是臺灣民主化之後，重新追尋自己身分時的挪用資源。「臺灣研究」在伊能嘉矩手中，曾經作為客觀化的研究對象而被定義，百年之後，則是主客對調，不管是透過伊能追尋曾經失落的歷史，或是以批判的眼光檢討伊能的文化理論建構基礎概念，伊能嘉矩成為臺灣自我定義的主體化過程中，所挪用或者轉化的資源。從客體到主體，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之間，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一世紀之間，主客交換。如果百年前曾經踏查臺灣的伊能嘉矩，如歷史學家楊雲萍所言的，影響了臺灣研究的每一個角落。百年後我們對伊能的再踏查，更是一種隨著臺灣的歷史發展民主化之後，臺灣歷史知識本身也同樣經歷了民主化之後的一種再重構。在伊能嘉矩作為臺灣研究的先行者消逝之後，臺灣研究仍站在伊能嘉矩的肩膀上，或繼承、或批判，不斷地繼續前進。

　　

　　本書介紹並討論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並檢討其知識生產的方法、建構的理論，以及分析其作品在不同時期的傳播與挪用。在介紹本書各章內容大要之前，先回顧歷來的伊能嘉矩研究史。

　　

　　以下分為兩個部分：生平傳記以及研究評論。在生平傳記的部分，從1928年《臺灣文化志》上卷書前，伊能嘉矩弟子板澤武雄的〈伊能先生小傳〉開始，1939年板澤於伊能逝世十五週年祭時編輯出版《伊能嘉矩先生小傳》，板澤的傳記就成為認識伊能行誼的重要資料。1990年代遠野鄉土史家荻野馨根據伊能的日記、作品以及手稿，整理了詳細的傳記以及年譜資料。伊能的傳記研究，主要由其門生與遠野的地方史研究者、社會教育機構出版推廣，從1920年代以來，實際上是與遠野的愛鄉心之鄉土認同建構息息相關。而這些資料，也為後來臺灣在介紹或是研究伊能嘉矩時提供了重要的生平資訊。從日治末期、戰後初期直到1990年代臺灣史獲得市民權的時代，主要是透過板澤武雄或是荻野馨的傳記資料來介紹或是重新認識伊能嘉矩。本文在探討伊能嘉矩的學術旅程時，主要也仰賴這些傳記資料。在伊能的傳記中，我們認識了其生平與成就，而進一步了解其所身處的時代與其所建構的知識，其內容與性質，則有賴於歷來的各種對伊能的研究評論。

　　

　　對伊能的研究評論，大概可以分為三類：屬於作品內部評論的（1）內容的評價；（2）研究成果性質的討論，以及屬於外部的（3）伊能及其研究的歷史環境與政治脈絡。

　　

　　（1）內容的評價方面。伊能生前，東京人類學會長坪井正五郎教授即曾讚揚伊能對東京人類學會的貢獻，東京人類學會在五十週年紀念時也將伊能列為有功者之一。柳田國男則指出伊能的臺灣民族誌給當時逐漸以自然科學為主（體質與考古）的東京人類學會，增補了民族學領域（廣義人類學）。不過伊能在日本統治初期的田野調查，在1910年代遭到有長期臺灣原住民田野經驗的森丑之助猛烈而率直的批評，並徹底修正伊能建立的原住民族群分類範圍。只不過，森批評了田野與知識內容，卻也同意伊能對「分類」的基礎概念以及普遍的演化人類學的比較架構。伊能也同時在「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臺灣研究學術領域中，建立了其先行者的角色。之後不論是日治中末期，或是戰後日本人類學界的評價，大致上也都以「先行者」來定位伊能嘉矩。至於「歷史學」，則從日治時期楊雲萍開始至今，伊能嘉矩一直被視為是近代歷史學的臺灣研究的開端。

　　

　　（2）研究成果性質的討論。伊能的臺灣研究在日治時期似乎是從整體的臺灣研究來評價的，人類學被認為是伊能的方法。伊能自己似乎並沒有很強烈的學科界線認同，或許這也內含了某種後來稱之為「區域研究」的跨學科方法。伊能自己甚至認為「民族誌」（伊能用語為「土俗學」〔ethnography〕）與「歷史」之間的界線只是現在與過去之間不同研究對象的任意畫分而已。戰後則逐漸發展成作為人類學家的伊能嘉矩以及作為歷史學家的伊能嘉矩的兩種形象，而這大概也與伊能的作品在戰後臺灣的接受史，以及不同學科知識對其前史的繼承與發展的不同有關。作為歷史學者的伊能嘉矩，在戰後的討論中，除了有針對其史料運用問題的討論外，其臺灣歷史像的建構，也有一些針對具體研究子題的批評。作為人類學者的伊能嘉矩，則是以臺灣原住民民族誌研究的先行者，在學術史的回顧上被討論，到晚近才有將伊能的「科學」還原回當時演化人類學普遍性的比較民族誌理論加以討論。

　　

　　（3）伊能及其研究的歷史環境與政治脈絡。雖然戰後臺灣對伊能嘉矩的評價中，有從民族觀點立場發出的批評，但似乎更映照出類似批評所在的時代氛圍，以及戰後臺灣籠罩在中國民族主義文化政治的知識生產環境。真正將伊能嘉矩放在其所身處的歷史環境，討論伊能的學知與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擴張、社會思想，以及文化政治的時空條件之間互涉關係的研究，直到1990年代隨著一波全球後殖民思潮的影響，才逐漸在日本與臺灣出現。伊能嘉矩除了作為重新討論帝國與知識生產之間關係的實證個案之外，透過對伊能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知識建構，及其後續的影響的分析，也可以進一步作為討論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與歷史主體建構之間的共構關係與挪用現象。

　　

　　本書希望能在上述所整理三個歷來的伊能嘉矩研究史基礎上，介紹伊能嘉矩其人其學的歷史，以及透過伊能嘉矩，不論其是否在場，所呈現的時代歷史。最後是關於本書的副標題「臺灣殖民地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希望能充分表達伊能臺灣研究的知識形式。伊能曾經對於「土俗」與「歷史」，寫下這樣的話語：

　　

　　土俗解明現在，歷史則訴說過去。現在與過去，是一條連續線的兩極，歷史是以前的土俗，而土俗則是未來的歷史。現在與過去的限界，只是意味著時間的經過而已。而現用與非現用之間的區別，除了僅僅橫亙其間的事情之外，完全沒有一定的境界線。

　　

　　對伊能嘉矩而言，民族誌與歷史本來就沒有一定的分界線，而其問題意識與作品更可以看成是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現在的民族誌現象，同時以人類學的比較民族誌精神來研究過去的歷史。伊能的「歷史」概念與「民族誌」想像，是實證歷史學的客觀歷史與演化論人類學理論的比較民族誌的結合，其知識形式是一種歷史民族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