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讓「二二八」從歷史的負債變為資產
我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就讀高中時，從同學那裡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當時，我並不相信臺灣曾經發生這種事，以為同學誤信民間的謠傳，還因此跟同學有過一番爭辯。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二二八事件的確存在，只是長期被遮蓋。我懷著窺祕的心情偷偷找禁書來看。在瞭解事件的始末後，我既懊惱，又生氣，開始質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體會到掌權者對歷史記憶的操控，並確認自由民主的可貴。現在想起來，對當時的我來說，探索二二八事件實具有一種啟蒙的意義。
三十多年過去了，時代的變化很大，二二八事件已不再是個禁忌，在坊間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書，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的討論。然而由於各方解釋的不同，以及各種政治勢力對它的挪用，原本就很複雜的二二八事件至此也幾乎完全失去它在理解上的「共同性」。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說：「記憶依賴於社會的環境。」「有多少的群體就有多少的集體記憶。」依此而論，要求大家對「二二八」的認知只有一種解釋，那既不現實，也不合理。但我擔心的不是這份記憶的複數化，而是年輕一代對它的疏離。
這種疏離不在於不知道「二二八」，而在於對「二二八」冷感或無感，絕大部分是因我們強調迴避多於鼓勵探索的制式歷史教育而造成的。以臺灣以往的少兒文學為例，非常少見以二二八事件當作主題的作品。除了李潼先生的《我們的祕魔岩》，大概舉不出第二個例子。我曾在一篇論文指出，這是臺灣少兒文學對臺灣本土歷史的嚴重失憶。早在十幾年前，我就想為年輕的朋友寫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取材的小說，如今終於得以實現。為了寫這本《回家之路1947》—原訂書名為《時空變奏》，經與編輯開會決議，改為此書名—我一有機會就問國小到高中的學生，探詢他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瞭解程度。少數人給的是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更多的人是記錯年代，或說不出大概。
兩年前在一次演講場合，我還聽到一位國小老師談起親身的經歷。她說幾年前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她給學生出的作業是在聯絡簿上貼一份相關的剪報，沒想到有位家長反應激烈，在假期後交上來的聯絡簿寫道：「我的孩子為什麼要做這種作業？我的孩子為什麼要知道二二八？」
我猜想這位家長跟許多家長一樣，厭煩了「二二八」被染上過多的顏色，厭煩了族群因「二二八」而長期撕裂，厭煩了整個社會每逢「二二八紀念日」就顯得躁鬱不安。也許是為了保護孩子，不讓孩子受到「汙染」，這位家長急於為孩子建立起一道知識的過濾網。
這種心情，我能體會。但我仍不免要問：為孩子立起的那道知識過濾網，是不是也等同於知識的某種路障？
也是兩年前，和一個很久不見的好友聚會。好友問我「月光三部曲」的第三本要寫什麼？我說要寫「二二八」。
「寫二二八？」她不以為然地笑著說：「真的要寫這種題材嗎？該不會自找麻煩吧？二二八的解釋那麼多，各方都在角力。萬一寫出什麼問題來，得罪哪一邊都不好！」
我回答說：「『月光三部曲』是要探討殖民主義的，兼及帝國主義。前兩部處理了西洋殖民主義和東洋殖民主義，若不進一步處理本國�族殖民主義，整個系列就不算完成。何況就二二八事件本身來說，淡水當年所發生的狀況很典型，可以讓我們做一個『以小喻大』的觀察和反省。這麼好的材料，若不拿來用，那就太可惜了！」
好友的顧慮只能心領，該執行的計畫還是要執行。只是後來，我有好一陣子都在玩味這位好友和那位家長的話，並從其中看出某種連結—一個為孩子寫書的作家能不能寫「二二八」？以及一個孩子可不可以從傳布的資訊中理解「二二八」？原來這兩者在實踐時都會遇到某些無形的「阻力」，儘管我們的社會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已經解嚴。
情況似乎是：只要一觸及「二二八」這三個字，就如同手上沾惹不該沾惹的東西，不僅引人側目，還會招來嫌惡。但平心而論，我們真的都無法從其中發掘出某些值得人們去深入思考的事物？例如良心、正義與愛。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誠屬不幸。但我相信從那不幸的探索裡，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能讓未來幸福的憑藉。我決定試一試！
李喬先生曾以詳實的考據，寫出一部長達七十四萬字的二二八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一九九七年，他以一篇論文〈二二八在臺灣人精神史上的意義〉總結自己在這方面的心得，對國人提出警示：「如果不能完成研究的全程，釋放『二二八』的積極義蘊，只是徒然顯現歷史的傷害瘢痕，留血淚景象於子民腦海，若然，研究『揭示』反而是負面的、有害的。」
同年，李喬先生在一場演講裡，也就「二二八是負債還是資產」的課題提出看法：「二二八它給我們什麼樣的傷害？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什麼樣的教訓？我們唯有在瞭解傷害，明白啟示、教訓後，很積極地面對它，然後才能夠建構有意義的東西。如果如此，那麼二二八就不是負債，而是一個正面的。」
這些話猶如暮鼓晨鐘，在我為撰寫《回家之路1947》所做的前期研究裡，正提供了思考上的某些基點。
無獨有偶，二○一四年三月的《兩岸?報》也有一篇題為〈民族和解：讓「二二八」成為民主資產而不是精神負債〉的社評，呼籲：「要用一個更大、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下，總結經驗，尋找出路。」這篇文章相信：「通過被扭曲的歷史詮釋的導正，通過臺灣人民自願自覺地選擇，通過島內族群與兩岸民族內部的大和解、大團結，臺灣人民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走出歷史悲情，讓『二二八』成為臺灣社會的民主資產而不是精神負債。」
這一人一報，在政治立場上其實擁有各自不同的主張，然而他們都希望藉由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反思，讓人民免於歷史的重擔，進而把它轉化成發展未來的資本。這樣的現象，讓我深刻地體會到：就算觀點多麼歧異多麼對立，彼此之間也不是沒有存在交集的可能。
我的這部二二八小說，事實上就是在擺脫「統獨糾葛」的前提下，以一個大家都能認可的眼光，關注此一事件在後世理解上必須聚焦的一些問題：執政者對待人民應有的態度，「人」的價值，仇恨的化解，反省的必要，以及怎樣才能免於歷史幽靈的熒惑……。我誠心誠意地希望年輕的讀者都能像我當年那樣，在探索二二八事件的過程中獲得自我的啟蒙。而已熟悉或未熟悉二二八事件的成人讀者來看這本書，相信也會有深刻的感受。這是一本大人和小孩都可以讀（或許也應該讀）的書。
這本《回家之路1947》的寫作，難度較《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和《巨靈動員令》為大，六易其稿才完成。
月影姑侄這次要面對的，是一個急於拯救父親的白髮少年，和一個急於拯救自己的幽魂。之華愛上一個名叫少婷的女孩，與她在時空的穿越中接受二二八事件的洗禮，尋求歷史創傷的彌補。臺灣遭逢一場靈異的災難。倘若不去喚醒大家對這塊土地共同的愛，臺灣將淪為歷史幽靈盤據的鬼島。
必須說明的是，故事中少婷先祖因救一名外省人而喪生的事蹟，是有所本的虛構。在二二八事件裡，的確是有本省人為了救外省人而被本省暴民打死。不過那是發生在南部的事，不是發生在北部。（見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我把這事借來用，是為了突顯人在危難中的某種高貴情操。
為了寫這本書，我曾拜訪淡中蘇文魁老師，談談當年的淡水二二八。感謝蘇老師提供一些珍貴的材料。
感謝張素卿發行人所領導的四也出版公司，為製作此書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翁愛晶執編一向任勞任怨的辛勤。
感謝由許榮哲總編所主持的試讀會，在本書撰稿期間惠予諸多寶貴意見。這裡謹列出試讀會成員大名，以誌謝忱。他們是：張勝全先生，李嘉菱小姐，葉書廷老師和施錦雲老師。
感謝畫家葉羽桐先生為本書插畫。
撰稿期間，蒙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贈予參考書籍一批，謹表示謝意。
江政寬教授、鍾天貴先生和李惠靜老師等朋友，對這個故事提供了觀後感或有益的建言，一併致謝。
此外，陳素芳總編和政寬於百忙中為本書寫推薦文，令人銘感五內。
從發想到完成，兒子晴洋受我「騷擾」最多。不過他應該感到光榮才是，因為「少婷」的名字就是他取的。
我將這本書獻給好友劉政翰先生。當年在臺大念書時，我們經常在文學院的庭院聊起二二八事件。巧的是，他畢業於淡江中學的國中部，正是月之華的老學長。
「月光三部曲」至此大功告成。從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接受四也的囑託，到二○一四年四月四日寫定第三部曲的後記，這三年多來，我總是浸淫在臺灣歷史的緬懷和考據，像月影和月之華那樣跨越時空。我不是一個人在走，而是有好多的讀者與我同行。在這期間，我受到許多大小讀者的回饋和鼓勵，更確定了這份著作的價值和意義。就像在四也的臉書上，曾看過一位題名為Samson Lin的讀者所發表的《巨靈動員令》讀後感：
「年假期間剛看完這部小說，戰爭帶來的無奈、人心扭曲，平民百姓的災難、臺日人民的情誼……，真的讓我感動淚崩，久久不能自已，這是近年來最值得推薦的巨作！」
那只是隱藏在網路上的一小段話，不知怎麼的，卻經常在我心裡發出溫暖的亮光。有了這樣的慰藉，作者待在侷促的書房裡，也就不再感覺孤單了。
書是因為閱讀而有生命的。最後，我要對讀了「月光三部曲」的大小讀者說聲：「謝謝你！」
張嘉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