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由不是一份禮物，而是一個任務 滕彪 內地法律學者
剛來香港時，別人問我香港好不好，我脫口而出：當然好了，因為這裏沒有地溝油、沒有防火牆、沒有國保。來這兒快兩年了，一邊做研究、一邊做人權，腳踏兩隻船。香港在做中國研究方面的優勢自不必說：兩文三語，資料豐富，學術自由，人才濟濟，教學相長。但對於人權工作的優勢就更突出：
一、沒有安全問題，不會被「喝茶」、被取消會議、被軟禁、被失蹤、被勞教、被尋釁滋事、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二、沒有時差。人權工作有時需要最快的反應，幾個小時的延誤就可能大大影響營救效果。我在美國開會時，中國抓人了，那邊是睡覺時間；等起床了，中國又該睡覺了。
三、空間距離近。就隔一條深圳河，從廣東省說來就來了，從其他地方來也不算遠。我被沒收護照的五年時間，港澳通行證還在。來香港比去歐美省時間、省錢多了。回中國搞調查、搞活動，道理一樣。
四、基本沒有語言障礙。
五、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搞組織、搞會議、轉資金、出版書、舉標語、發傳單，和中國大陸比起來，簡直就算沒啥限制。
六、國際化。這裏有大量的國際性、地區性、地方性的人權組織，有各國領館，有色彩紛呈的媒體，有數不清的國際會議。
七、關心中國人權民主的泛民主派和偉大的香港市民。從廿五年來紀念「六四」的燭光紀念晚會，從港人對李旺陽、趙連海、劉曉波、高智晟、艾未未等人的呼籲，就可以感受到香港的力量。
但這最後一點，其實是香港人的焦慮。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香港有民主、有自由，不必擔心會有甚麼大的人權問題。其實不然，香港的民主，除了殘留「功能組別」這種變態的東西之外，還被北京當局種種操控、種種滲透，橫加「愛港愛國」等變態的干涉。香港的自由，已經被北京蠶食、污染、摻沙子，媒體被中共資本滲透開始變色，《明報》劉進圖被刀砍、新聞工作者多次被暴力襲擊卻幾乎沒抓到兇手，王丹、吾爾開希、楊建利等大量民主人士無法來港，一些人權鬥士被當作麻煩製造者取消回鄉證，楊匡、姚文田等人被判刑，中共操控的「愛」字頭流氓團體污染香港自由，幾家出版社受到威脅不敢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政務司司長跑到劇團去涉嫌施壓不准演沙葉新的「六四」戲劇（美國之音報道），淫威之下一些記者、學者、社運人士不得不自我審查……這一切的背後，當然是蠻橫的專制政權。專制力量今天可以滲透議會、政府、媒體、公司，明天就可能滲透學校、司法、教會，那樣的話，香港就離大陸化不遠了。「佔領中環」運動就反映了港人深深的危機感。
自由從來都不是一份禮物，而是一個任務。香港人最清楚這一點。紀念「六四」、「七一」大遊行、反23條大遊行、撐傘撐普選大遊行、反國教運動、新聞界反暴力遊行等等，香港人走上街頭不斷地呼喊。沒有這呼喊，港人也許會有因言獲罪的法律、有強制洗腦的教材、有腐敗的公僕和實施酷刑的警察。千千萬萬為自由而奮鬥的中國人也清楚這一點。「一寸自由一寸血」（作家力虹語），「哪怕砍頭也不回頭」（李旺陽語），他們把自由當作自己生命的責任。
自由繁榮的東方之珠必須有高度的自治，香港的命運應該由港人決定。我不反對香港獨立。但如果香港人認為，港人的自治或獨立，可以不觀察、不關注、不思考中國，那就大錯特錯了。沒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香港人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選、真正的自由。
繞了這麼遠，該說到正題了。秉權兄讓我為他的新書《踢爆國情II》寫序。我感佩他的努力，無法拒絕。他關心香港的時政，評論起來得心應手。但同時作為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他與大陸各界人士交往甚多，與「黑五類」打成一片；他跑的地方太多了，從恐怖事件發生地、人民大會堂，到上訪村、孤兒院；他採訪川震受害者、政治犯家屬、維權律師、省長部長，在新聞「戰場」中，多次受到「喝茶」、扣留、騷擾、跟蹤甚至推撞。寫中國國情，他有經歷、有體驗、有思考，更重要的是，有良知、有勇氣、有健康的判斷力。他沒有臉譜化、簡單化地看中國，而是呈現中國的複雜性、豐富性，尤其是被專制政權可以遮蔽的那些更重要、更驚心動魄的事實，與讀者一起感受中國的脈搏。也許專制政權不像看起來那麼強大，如果我們深入瞭解它的話；尤其是，如果我們不斷進行抗爭的話。
秉權兄是接地氣的好記者，也是接地氣的好教師和好學者。他曾在港大課堂上邀我講中國的維權運動，我發現他的學生們（包括男生）常用崇拜的眼神看?他。願秉權兄不要驕傲，再接再厲，帶領年輕學子和新聞工作者，為香港和中國的自由事業，多多拼搏。
因此我不惴淺薄，樂為之序。
滕彪
2014 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