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起始的時候，我們有必要重提魯迅在一百多年前，即二十世紀初葉發出的疑問：究竟現代中國最需要的什麼？是經濟總量嗎？是現代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嗎？是現代的民主與法制嗎？這些都是需要的，但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魯迅曾經提出的「立人」，使「本能的人」上升為「自覺的人」。而人的自覺，最根本的是改變精神，改變人的思維方式，變傳統、落後、僵化的思維方式為現代的科學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的多數人能夠理性地對待現實，對待生活，對待所面臨的世界上的一切問題和挑戰。」



　　魯迅研究界普遍用「反抗」來概括魯迅精神，卻忽略了「反抗」僅是現象，「反思」才是最重要的本質。魯迅的反抗，是在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了深刻反思，是一種理性的反抗，一種堅決反對壓制和扭曲人性、反對扼殺人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一種反對專制與黑暗的反抗。這種反抗，不是為了「爭奪一把舊椅子」，使自己坐上奴隸主的位子，而是為了打破歷史的輪迴，使人類進入健康、合理的科學發展階段，過上幸福的生活。



　　本書的立論，由「魯迅的當代價值」出發，以哲學、思維學等最新人文科學知識，闡釋魯迅思想的精髓──科學思維；是作者四十年研究魯迅的結晶，言前人所未言，寫前人所未寫，洋洋灑灑、謹嚴周密、新意迭出；更可貴的，是展示了一代知識份子，對於當代中國、當代人類生存的環境與精神，所做出的深刻反思與呼籲。



本書特色?? ?



　　一百多年前魯迅所力倡的反思與「立人」價值，在當代有絕對重要的意義！



　　一代知識分子，對當代「人」的價值，提出的最深刻反思與呼籲！

引言



上編 　魯迅的科學思維

「立人」實質是立科學思維

魯迅終生堅持對中國人思維的批判

「懸想」─對科學思維的全面闡釋

魯迅思維的藝術

魯迅的思維特徵

魯迅在文學史研究中的科學思維

魯迅對中國人及中國歷史的九大感悟

難以避免的歷史侷限

超越魯迅，實現中華民族的理性自覺。



中編 　中國魯迅學走向科學思維的曲折歷程

魯迅─二十世紀中國思維變革的偉大推動者

二十世紀中國魯迅學的八個思維期

中國魯迅學開放思維期的主要方面及其侷限



下編 　試以科學思維研究魯迅

魯迅與瞿秋白的雜文比較

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

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的比較研究─兼論魯迅雜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

阿Q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問題

魯迅的當代價值

跨文化對話中形成的「東亞魯迅」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本原思想探究

論魯迅散文語言的藝術發展─《自言自語》、《野草》和《且介亭雜文》的藝術比較

魯迅文藝理論批評的現實啟悟

琴姑的死與魯迅的情感生活

作為魯迅研究家的陳湧

唐弢魯迅研究論著的學術個性

文化的內蘊與對「人」的呼喚─寫於林非先生著《魯迅和中國文化》再版的時候

後記



附錄

論「大躍進」思維─中國大躍進五十年祭

再論「大躍進思維」

論「文革」思維

序?? ?



　　科學思維乃是魯迅最本質、最重要的思想。中國魯迅學的歷史，主要是逐步發現與深掘魯迅這一思想的歷史，也是中國魯迅學本身逐步走向科學思維的歷史。



　　只有把魯迅的科學思維探究透澈，才可能給予這位文化偉人以科學的歷史定位，也才能從魯迅經典中汲取最珍貴的精華，為現實服務。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對中國人思維的批判，扭轉了數千年的傳統思維定勢，變奴性思維為科學思維，從而為中華民族的理性自覺做出了劃時代的歷史貢獻。因為無論是中國反封建的「政治革命」還是「思想革命」，立足點都是人，是人的思維。只有人的思維改變了，政治和思想才能變化。否則，一切照舊。即使表面變了，實質仍然一樣。思維與語言的關係最直接，魯迅和陳獨秀、胡適的五四文學革命，使中國書面文字從文言轉型為白話，實質上也是一場中國人的思維轉變。這不僅是文、言一致，最重要的是思維與文字的一致，是思、言、文三維一致。也就是心頭、口頭、筆頭「三頭」一致。這對於扭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接受現代思想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試想倘若仍然是文言，用白話思維，再轉換成文言寫作，怎麼能很好地接受現代思想？而魯迅是推動與實踐白話文最有力者，也是改變中國人思維的最強動力。



　　並且，魯迅又是以思想家兼文學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於中國人思維的扭轉的。所以比單一的哲學家或者文學家產生了大得多的綜合效應，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發揮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響。對此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與闡發。



　　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化，是一種深層次的厚重文化，與當下流行的速食文化是對立的。只有深讀才能讀懂魯迅。所謂深讀，就是深入地慢慢地讀，這與目前流行的淺讀，即浮淺地快速閱讀是對立的。深讀，不僅要讀魯迅的文字，而且須深入到文字後面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中去，探究一下魯迅在寫作這些文章時，是怎樣展開思維活動的？這種思維活動又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下，針對什麼樣的對象而展開的？有哪些特點和規律性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這對於我們理解魯迅以及其他歷史人物，都是極其重要的。例如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有一句名言：「打落水狗」。「文革」時期常用這句話來強調階級鬥爭和澈底革命，現在又用這句話來證明魯迅是否定和諧社會的，以此作為否定魯迅的論據。其實，這句話魯迅在《寫在〈墳〉後面》中明確地說：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也已經說過：這「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問題是要看對象究竟是不是「狗」，是否上岸後就「咬人」。像文化大革命中，用這句話來鬥幹部，鬥群眾，就是錯的。但如果對象是「狗」，而且「咬人」，當然要打。就是現在，對於恐怖分子也是要除惡務盡的。再譬如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京報副刊》刊出啟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在當時「整理國故」的熱潮中，國內文化名人紛紛向青年推薦國學經典，魯迅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但後來在《答「兼示」》中又指出抓住他這句話不放的施蟄存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麼？」在《兩地書•十九》中，魯迅還借夫子氣十足的朱希祖責備有人用假名一事，對許廣平說：「此我所以指窗下為活人之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者也！」說明脫離了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以及對象性質，單單挑出魯迅的隻言片語來論是非，只能得出錯誤而荒唐的結論。



　　本書旨在通過作者自己長年的深讀，闡釋魯迅的科學思維和中國魯迅學逐步走向科學思維的曲折過程，並試圖運用科學思維去研究魯迅，提供幾篇論文以拋磚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