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作為「問題」的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



第一章　 「自我」與現代及後現代─以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的戀愛小說為中心

第一節　 戀愛與「自我」的悖論─《三四郎》中作為主體的男性與作為「他者」的女性

第二節　 自我•戀愛•語言─村上春樹作品人物的「自他未分化」現象研究



第二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的「女性蔑視」

第一節　 「女性嫌惡」與宗教回歸─女性主義角度的《1Q84》解讀

第二節　 「女性蔑視」傾向的體現與破綻─性差（gender）視角的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比較研究



第三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的中國觀比較研究

第一節　夏目漱石的中國觀解析─以《滿韓處處》為例

第二節　 作為「符號」的中國─從《諾門罕的鐵的墓場》看村上春樹的中國觀



第四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文學」的功能

第一節　 文學的形而上意義─夏目漱石對「文學」內涵的追尋

第二節　 「物語」與「療癒」─村上春樹的「小說」觀解



終　章　 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下日本文學者的精英意識─從村上春樹對夏目漱石的「誤讀」談起

附錄一　夏目漱石研究略史

附錄二　村上春樹研究略史

附錄三　 試論知識分子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從明治知識分子對文化身份的探詢談起

參考書目

後記

序?? ?



　　眾所周知，夏目漱石可以說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人，他的地位與價值經過一個多世紀歷史的檢驗仍然被證明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生於1867年，逝於1916年，經歷了日本剛剛踏上現代化道路、初顯侵略傾向的整個明治時期。就如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魯迅一樣，夏目漱石不僅是那個時代的文壇領軍人物，而且是那個時代的思想界代表者。出生於1949年的村上春樹在當代日本文壇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雖然作為當代作家，其作品的價值還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但是就目前村上春樹作品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度來說，他無疑將成為一位即使經過時光沖刷仍然能夠被記住的文學者。日本當代著名文論家柄谷行人曾經在《歷史與反覆》一書中論述過近代日本歷史發展中以六十年為週期的反覆性。他從按照西曆思考和按照日本的年號來思考所產生的「視差」中，找出了歷史的某種反覆性結構。在書中，柄谷列出了這樣一個對比性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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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 昭和

　　（十年 西南戰爭） （十一年 「二二六事件」）

　　二十二年 憲法頒佈 二十一年 新憲法公佈

　　二十七年 日清戰爭 二十六年 媾和會議日美安保條約

　　三十七年 日俄戰爭 三十五年 安保鬥爭新安保條約

　　三十九年 東京奧運會

　　四十三年 吞併韓國、大逆事件 四十三年 全共鬥運動

　　四十四年 修改條約 四十四年 沖繩返還

　　四十五年 乃木將軍殉葬 四十五年 三島由紀夫自殺



　　對此，柄谷進行了如此的詮釋：「在此，可以看見用西曆思考時看不到的平行性。這裡異常顯著的呼應關係顯示的全部都是日本確立近代國家體制，實現經濟發展，修改不平等條約，成為與西方列強並肩前進的國家的過程」。而從這個圖表中，筆者注意到，圖中所列舉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也正是在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樹的文學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甚而是形成兩者文學基石的基本點。漱石和村上也正是在這些事件中度過了自己至為重要的青少年及中年時期。明治二十七年日清戰爭爆發，其時漱石二十八歲；明治四十五年乃木將軍殉葬，其時漱石四十六歲。這些事件在他幾乎所有重要作品中都有涉及。昭和三十五年安保鬥爭，其時村上十一歲；昭和四十三年全共鬥運動，其時村上十九歲。而這些歷史事件也在村上的眾多作品中構成了極其重要的背景材料。如果按照柄谷的說法，這些事件所構成的「歷史」在明治和昭和時期呈現了「反覆」的結構，那麼，對比討論在如此「反覆」的「歷史」中生活的漱石和村上的文學，將會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有意義的工作。具體來說，這種對比研究會使我們對如下一些方面的問題有所啟示：



　　首先，作為分別處於日本現代和後現代時代的代表作家，通過對他們作品及思想的梳理與比較，將會管窺到日本在現代化道路上懸而未決的一些關鍵問題─如現代性主體的建立、日本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等等─的認識軌跡，從而促使我們對日本的現代─後現代道路進行總結反思。日本的現代化道路雖然由於侵略戰爭的失敗被證明是存在重大失誤的，但戰爭責任一直未被認真追究，致使至今為止日本知識界對侵略戰爭的認識仍有很多隱患存在。日本知識分子一直有「被專門化」、用所謂「知識性態度」處理一切思想資源的傾向。尤其是經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學紛爭」運動的失敗後，這種傾向愈加嚴重。而本書論述的一個核心出發點在於陳述文學與文學的主體─作家乃至知識分子階層所代表的審美現代性應該，也能夠構成對社會學意義上的「現代」、「後現代」時代進行反思的力量。雖然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樹在保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力的程度、特徵、目的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至少都做過很多切實的努力，這一點應該得到承認和提倡。



　　其次，通過對日本現代─後現代道路的探討，我們對「現代」、「後現代」、「現代性」這些起源於西方的舶來概念的內涵將會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於中國、日本等東亞各國，在二十世紀初被動地被西方國家拖入全球化浪潮之後，似乎對現代化、現代性這些舶來概念還處於懵懵懂懂的狀態中，在七八十年代卻又突然被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大潮席捲包圍。在新世紀我們應該對這一過程做出沉澱後的反思。作為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不單純地照搬和推崇西方理論術語，而是從這種民族文化主體性出發，探討「戲擬」（mimicry）化的過程和存在的問題，為今後的思想發展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做出預測，這應該成為一種社會責任。而日本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其現代─後現代的發展軌跡與我們有很多相互對應並提供借鑒與教訓的地方。例如對於中日兩國來說，「現代性」都不僅意味著「古今之爭」，也意味著「東西之爭」；在面對「西方」這個「他者」的時候，兩國都產生了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在何種程度上是合理的？在經歷過刻骨銘心的戰爭傷痛之後，探究這段被學者們稱為「相互纏繞的」5現代發展道路在相當的程度上也是在探究我們自身；如果說二戰的戰敗國身分使日本的國體喪失了絕對性，從而為日本國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的主體─創造了有利條件的話，那麼中國社會革命的勝利和具有真正主體性的現代個人又有著什麼樣的關聯呢？這樣的比較讓我們思考精神思想領域的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的關係問題；而在個人的真正主體性似乎還未徹底建立的時候，中國和日本在七八十年代都匆忙進入了「後現代」社會，那麼此時在西方成為被「解構」對象的「中心」在東亞究竟指是什麼呢？我們又以什麼標準判斷精神領域的「後現代」已經來臨？本書希望在這一方面對中國知識界提供一些啟示。



　　同時，將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樹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的方式也會使我們對兩位作家的專題研究中一些未被注意的問題加以重視。夏目漱石作為一個已被定論為日本近代文學論壇第一人的作家，關於其的研究是多不勝數的。但很遺憾的是，中國國內的研究者絕大部分都是重複論述日本學者的一些觀點，缺乏作為中國研究者的立足點6。村上春樹研究倒是由於小資們對「村上熱」的追捧，國內研究界近年來呈現少有的熱鬧場景，特別是一些有關村上文學的專業論著也在第一時間被翻譯過來，在日本文學研究領域實屬少見。不過，其在全世界領域被廣泛接受的事實，讓很多研究者著眼於村上作品中所謂的「世界性因素」：似乎因為我們現在也和日本一樣，處於後消費時代的大潮中，所以自然會對作品中的爵士樂、名牌、一絲頹廢的小資情調等等產生了超越國境的共鳴。雖然日本文學評論界對村上春樹褒獎的不多，但其原因也恰恰是認為其沒有「日本性」，過於「世界性」。也即是說，「世界性」是日本國內外對村上春樹的普遍認識。但筆者認為，固然由於村上春樹的知識結構，他直接受日本文學傳統的影響的確不顯見，不過，在根本的精神風格上，他倒恰恰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共鬥」之後知識分子（儘管其精英性沒有夏目漱石明顯）的思想特徵。而且，過於重視村上春樹的「世界性」因素是具有迷惑性和危險性的，這很容易讓我們失去評論者應有的警惕和判斷力，疏忽村上作品中所隱藏的某些對日本近代過程的妥協傾向。比如小森陽一提到的《海邊的卡夫卡》一文中表現的對整個日本民族「近代戰爭創傷」進行「治癒」的作品特徵。所以，將作為日本「後現代」代表作家的村上春樹和「現代」代表的作家夏目漱石列為日本知識分子思想發展軌跡的兩個亮點，在寬闊的文化視野下，討論其思想發展的承繼性和獨特性，對兩位作家的專題研究也是有一定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