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國五十七年夏天服完預備軍官役。我立志競選省議員已久，可是省議員要到民國六十一年底才改選，那麼從民國五十七年夏天到民國六十一年怎麼度過？



　　幾經考慮，我決定自薦到鄉前賢吳三連先生經營的《自立晚報》服務；一個理由是，我認為我可以勝任文字工作；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是，三連先生是台南縣籍的國之大老，我認為投效他麾下可以有助未來參與選舉。



　　自薦信寄出之後不久，當時的《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先生約見我，並且立即錄用。我在那一年的八月一日入社，從此陰錯陽差的經歷了從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董事長到發行人的漫長的二十七年報人生涯。



　　報社派給我的第一個工作是採訪台北市政府新聞，那時的市長是高玉樹先生，台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高玉樹由民選省轄市市長變成官派院轄市市長，幹勁十足。那時的《自立晚報》，社址在保安街，社內只有十個記者，我月薪一千元。採訪市政自然包括採訪市議會新聞，那時的議長是張祥傳先生。



　　坦白說，我採訪新聞，乏善可陳。有時候，採訪主任還要我額外協助採訪一些街頭新聞。對於不曾受過採訪專業訓練的我，一時之間實在不可能有好的表現。也因此，我再到政大新聞研究所半工半讀，拿了碩士學位。嚴格說，我不曾真正當過採訪記者，因為下面寫的這件事之後，我就不再做第一線採訪工作了。



　　台灣農村調查報告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某日，採訪主任余聯璧先生告訴我，南部很多人來向曾任省議員的吳三連先生訴苦，說農村經濟至為不堪，政府卻還陶醉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實施成功的往日回憶中，希望我深入農村，做一個全面性的調查報導。



　　這種事，我興趣就大了。我讀歷史，知道吳三連年輕時寫過反抗日本米穀統制的殺頭文章，知道毛澤東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來自農村，知道農村很苦，那麼，做農民同胞的喉舌，不正是我要競選省議員的理由之一嗎？



　　報社派了一個新進記者賴曉鐘先生協助我。稍早，胞兄和田買了新車子，把舊車子送給我。我與賴曉鐘從台北出發，一路南下，走走停停，回到台北後又越過瑞芳山頭進入蘭陽平原，訪談無數，蒐集的資料堆積如山，也拍了不少相片。再次返回台北後，又逐一訪問農政官員和學人，然後完成包括最後提出多項建議的調查報告全文。報社在民國六十年年初，在二版上半，連續二十二天，逐篇刊出。



　　調查報告全文刊出時的總刊頭叫做「今天的台灣農村」。下面記載的是其後幾個月的發展：



　　一、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的張寶樹先生是農學博士，他約我去談話，問沒見報的內容可否口頭告訴他。



　　二、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徐慶鐘先生也是農學博士，他約見我，告訴我：政府非常重視我的報導，將會有所回應。



　　三、美國大使館一位叫做高斯文的祕書找到我，與我幾次接觸後，交給我一封美國國務院邀請我赴美訪問一個半月的邀請函。



　　四、緊跟著，政府宣布了投入一百八十億元的改善農村經濟方案。



　　五、各情治單位開始分別約我「喝茶」，顯然是一種監控。



　　六、我更堅定要競選省議員的決心。



　　七、報社將《今天的台灣農村》結集發行。美日官方邀訪



　　我在民國六十年的八月十六日從台北出發，在美國做了四十五天的訪問旅行。



　　國務院給接待我的美國各方人士的書面資料說我是農業專家，是青年領袖。美國之行，極為愉快，見聞尤其珍貴。結束美國之旅後，我隻身以半自助方式經英國、西班牙、法國、瑞士、義大利、泰國、菲律賓、香港、返回台北，前後七十九天。我的壯遊日記，後來以《環遊世界七十九天》為名，由晨鐘出版社印行。



　　訪美歸來不久，日本駐台大使館遣人送來一份邀請函，邀我赴日訪問兩周，邀訪目的和行程安排與美國如出一轍。



　　像我這種新人競選省議員需花一年時間奔走，所以返國後便向社方請辭，社方很為難。最後吳三連先生出面告訴我，他看法不一樣；他認為假如我能夠好好辦報，將來對社會的貢獻會比較大。



　　現在的我，可以充分瞭解那種苦心。那時的我，衷心不以為然。折衷辦法是社方勉強同意我去選國民大會代表，算是兼職，本職是升任《自立晚報》採訪主任。



　　我先做採訪主任，然後在六十一年年底當選國大代表，當選後依約定回社繼續任採訪主任。



　　參選國大代表不是我的意願，採訪主任實在局面很小，我還是要從政，而且決定競選立法委員，因此三年後辭去採訪主任，可是報社又要我寫專欄。以「吳豐山專欄」為名的論政文章，每周一篇持續刊出後社會熱烈迴響，更堅定了吳三連先生不認同我競選的心意。越兩年，升任總編輯，辦報生涯於是成了我的不歸路。



　　吳三連先生年長我半世紀，他歷經風浪。發表《今天的台灣農村》後，他與我密切互動。他兩眼炯炯有神，話語不多，但充滿人生智慧，我對他由衷尊敬。

卷一 良心報人

卷二 奠基公視

卷三 心繫台灣

卷四 客卿政委

卷五 白髮御史

卷六 世界之大

卷七 殊勝因緣

卷八 人間逆旅

附錄

前言　



　　一、



　　民國六十六年，我的老闆｜國之大老、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先生行年七十又九，大病初癒之後，開始要我聽他口述一生經歷，並且負責在他百年之後刊行「吳三連回憶錄」。



　　有一天，在進行口述錄音的休息空檔，吳先生告訴我：將來你總是要寫自己的回憶錄，那麼應該留意各種相關資料的保存，不要像我今天，有些資料已遍尋不著，有些期日已記憶模糊。



　　吳先生七十九歲那年，我才三十三歲，當時心想，如果將來有一天我真的必須寫回憶錄，那也是幾十年後的事情，因此他的話我只聽進去一半。



　　我中年時期另一個老闆｜企業家吳尊賢先生自己撰寫回憶錄，要我幫他校訂。有一天，尊賢先生告訴我：你將來要寫回憶錄的時候，可以採用我這種寫法，既逼真又簡便。尊賢先生所說的逼真又簡便，是把自己的一生經歷像記帳一樣，逐筆記述，因此人生之盈虧，一清二楚。



　　可是，那時候，我正值盛年，尊賢先生的話也只聽了一半，認為將來如果真要寫自己的回憶錄時，再作道理不遲。



　　我把老闆的話只聽進一半，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從民國五十七年進入社會做事開始，每一年都使用一本同一格式的小記事本，在那上頭逐日簡記幾時開什麼會、幾時在何地與誰宴會、何日何事出國去哪裡，以及何日歸國。有些比較重要的事情我還會在上頭留下幾行記載。我當時心想，這小記事本應該就管用了。



　　後來，民國八十六年蕭萬長先生組閣，囑我協助一些事務，我認為茲事體大，所以便開始記備忘錄，但備忘錄未停止於蕭先生行政院長下台，而是迄今不曾中斷。備忘錄使用每張二百字、每疊一百張的稿紙。至民國一０三年七月底監察委員任滿，一共累積了二十八本，總共達五十六萬字。



　　換句話講，事實上我已因為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留存了部份相關資料，也記明了相關期日。



　　然則，我必須寫回憶錄？



　　二、



　　我於民國五十七年進入自立晚報社服務，在那裡工作了二十七年，其中十四年兼任國大代表。民國八十七年出任公共電視第一任董事長，民國九十年連任，於民國九十三年任滿。民國九十五年到九十六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民國九十七年到一０三年任監察委員；這便是我一生的主要經歷。



　　如果看這些經歷，那麼寫回憶錄好像沒有什麼絕對必要；不必費心費神，我自然樂得輕鬆。



　　可是我周圍很多朋友卻另有看法。



　　∣他們有的人認為我在自立晚報後期那十幾年，正值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自立晚報扮演了重要的時代角色，我應以參與者立場留下紀錄。



　　∣他們有的人說，在台灣公共電視制定典章制度的草創階段，我是掌舵者，理當為公視建立檔案。



　　∣他們有的人說，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不是一個孤立段落，我有責任把一個無黨籍人士在二、三十年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心路歷程向歷史交代清楚。



　　∣他們之中有人還說，六年監察委員是怎麼做的，也必須向社會說明白；尤其是「廢監察院」一直是一種重要論調，您有責任以親身經歷告訴社會，是廢了才對或是留存才對？



　　說這些話的朋友不是政界菁英就是報界先進；他們把我的寫作說成一種義務。



　　幾經思慮，那就寫吧！



　　可是，從何寫起？如何一個寫法？



　　三、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一年，我出生於台灣台南縣將軍鄉一個叫做將軍庄的小村莊。我出生的國曆一月，還是農曆民國三十三年的十二月，因此，我肖猴。上面有三個兄長。



　　我的父親德成公從我祖父波公繼承了一些田產和一家雜貨店。父親是獨子，他辛苦工作，簡樸生活，為的是增購田產，店舖也由一家變成兩家，代價是四十七歲的時候積勞成疾，肝癌去世，留下從二十一歲到三歲的四子四女和寡妻。



　　我祖父之前的歷代先祖，沒有家譜也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台灣鄉下的芸芸眾生在漫長的農業時代大概就是在貧瘠的土地上辛苦種植，認命地面對颱風的不斷襲擊，然後拿著剩餘的產出過日子。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只有四、五十年。卑微的生命，微不足道。



　　我年長懂事以後，從文獻和書本上看到一些文字，說清朝的海軍將領施琅消滅鄭成功王朝之後，上書力諫滿清皇帝不要放棄台灣。皇帝感念施琅的忠誠，命他從安平登陸，跑馬三天，所過之處，為其采地，其餘由他幫皇朝治理。施琅遵照皇帝的命令，從安平上岸，開始跑馬，沒想到只跑了一天，馬腿就跑斷了。馬腿跑斷的地點就是我的祖鄉將軍庄，離將軍庄約一公里處有個村莊叫公館。



　　地方耆老說，施琅就在將軍庄設立衙門，在公館建官舍。隨同他來台的百姓之中，有一戶姓施，一戶姓吳，在將軍庄落腳。這個姓吳的就是我們的先祖。他有兩個太太，我們整個村莊的吳姓後代就是他和這大小兩房太太的子嗣。



　　喜歡考據的人寫得煞有介事，我用幾百個字記述在此，只是聊供參考。假如這是史實，其實對我來說，除了知道祖先來自中國大陸之外，也沒有太多意義。



　　可是拿祖鄉的歲月靜止不動去與廣大外在世界的翻天覆地比對，對我其後的人生來說，意義就大不相同了。



　　早在十六世紀，歐洲人就已航行大洋，殖民世界各地。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這些國家的航海家都已先後來過台灣。十七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把世界連根翻起。滿清中國與列強糾纏不清，百餘年交鋒下來，積弱不振。台灣在中日甲午之戰後割讓日本。孫中山的革命黨人推翻了滿清，軍閥卻仍內戰不斷。希特勒橫掃歐陸，新崛起的軍事大國日本侵略中國，偷襲美國珍珠港，世界陷入大戰。大戰結束後，台灣又歸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繼續內戰，只幾年時間，毛澤東像秋風掃落葉一般地席捲中國大陸江山。吃了大敗仗的蔣介石於民國三十九年把國民黨政權搬遷台灣，剛經過二二八摧殘的台灣歷史又生大轉折。



　　這就是我出生時候的大環境。



　　四、



　　民國四十年，父親把我送入將軍國民小學「寄讀」，隔年，我才開始讀一年級，民國四十六年小學畢業。六年期間，我在將軍國小留下了很好的成績∣六年都第一名，六年都當班長，真是所謂「小時了了」。民國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我讀省立北門中學。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我讀省立台南一中新化分部。民國五十二年依照自己的意願考入政治大學政治系。民國五十八年到民國六十年，我半工半讀從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

　

　　童年的整體記憶是匱乏。我家在我們那個村莊算是小康之家，可是在物質生活上百分之百克勤克儉。



　　整個求學過程的記憶是文法科很好，數理科不好。每個階段都有幾位對我付出很大愛心的老師，我至今感念。



　　在政治大學讀政治系的時候，我一度立志將來要當電影導演，而且還寫了一本叫做「黃炳煌的世界」的劇本。這個劇本因為我當時住的地方每年夏天會淹水，有一次在大水中損失了。一個政治系學生為什麼會萌生去當導演的想法？很久之後，才瞭解那是一種與政治改革同樣意涵的理想追求。



　　我整個求學時期是在政治權威、台灣經濟尚未做出大成績的時代。我自以為博覽群書，傻兮兮地深信，離開學校後一定可以力爭上游，對台灣做出貢獻。



後語



　　我已用前言及八卷扼要記述了半生經歷和思維，這個後語是要做幾個必要交代。



　　一、迄寫作回憶錄止，我在社會上工作了四十六年，主要經歷包括擔任國大代表、服務自立晚報、服務公共電視、出任政務委員和監察委員，這些經歷都已扼要記述。不過，四十六年間，我每一段時間都兼任其他職務。這些兼任的職務，我大都幾筆帶過，因為要避免繁瑣。



　　可是還曾經有過一些兼任職位，如果我一字不提，似非相宜，因此在此一記。



　　這些兼職包括

　　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委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巡迴監察員

　　故宮博物院指導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