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李娜《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序黎湘萍
二○○四年初春，我到上海開會，趁便為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物色合適的青年學者。當時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向我介紹了李娜，說李娜也是做台灣文學的，曾兩次東渡台灣，有過親履海島的經驗，且文章寫得出色。我早就知道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門下人才輩出，尤其特別的是，陳老師講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中，專設了台灣文學一門，多年來，已有不少學生出入其間，頗有佳聞。「名師出高徒」，何況有張新穎教授推薦，於是拜託他通知李娜，約了時間面談。那天我沒有隨同行的同事外出遊覽，在住處一邊讀王文興《背海的人》，一邊等李娜。李娜打了兩次電話，說有事要辦，沒有按時到。時間流逝，快到下午五點時，我心裡犯起了嘀咕，就在我想離開時，李娜姍姍來遲。我對這位不守時的年輕人，已有了一點偏見，但還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跟她隨意聊天。問起她到台灣短期訪學的情況，她似乎也有了談興。當時正是台灣島內政治衝突不斷，族群撕裂最嚴重的時候，尤其是在南部，緊繃的意識形態紛爭，無法抑制的怨憤，隨時都會引爆親朋好友之間的衝突。對於到台灣去訪學的大陸學生而言，如何面對這樣「充滿了敵意」的狀況？我聽說曾有大陸學生被一些「獨派」師生的「攻擊」言論所激怒，奮起爭辯，雙方各不相讓，以致從此翻臉，不相往來。但從李娜這裡，我卻聽到了另外一種聲音。她說她也遇到這樣情緒昂揚的場景，但她不是急於去抗辯，而是感到好奇，想進一步了解對方何以有這樣那樣不同於自己的想法？想好好傾聽對方的意見，探究所有的激憤、怨恨背後的歷史的、社會的諸種原因。李娜的這一態度，立刻改變了我對她「不守時」的看法。對，我需要的就是像她那樣的人：能夠虛心聆聽別人的異見，能夠謙卑反省自我的局限，既可擇善固執，又有內省能力，這才是最適合從事文學研究、特別是台灣文學研究的人。我很高興在最後一分鐘，找到了我想要的人選。當時，李娜留下了她剛寫好的博士論文，就是這部《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的初稿。
於是李娜到了北京，成為我們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創立之後的首位青年學者。然而這部初稿卻並沒有隨著李娜的進京而出版問世。相反，李娜把它束之高閣，不聞不問，她表示有些章節沒有想通，需要進一步修改。李娜在擱置書稿的那段時間裡，卻開始拎起了一個放不下的問號：她不斷去思考和質疑一般人都會擱置不問的難題：我們為何研究文學？我們為何研究台灣文學？
那個時候的文學研究所也很寬鬆平和，它為李娜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自由的平台，而從未有人逼她改論著，出成果。在這期間，李娜嘗試著做了許多工作，她想突破已意識到的理論和方法上的瓶頸；她參加了文學所專家組織的新疆探險之行，這些看似不太相干的西北沙漠的田野調查，在「實踐」的維度上給了她許多僅從文字上得不到的經驗。有一度她甚至似乎迷上了這種「非學術」的社會實踐和田野調查生活，甚至似乎一度想放棄「學術」，到大西北去參加治理荒漠的綠色行動。這些實踐性的活動，在我看來，也許都是她試圖去解決「我們為何研究文學？我們為何研究台灣文學」等形而上「困惑」的嘗試。此後，她寫出了關於郭松棻、陳映真的文章；此後，她參與了推展白先勇先生策畫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活動—有趣的是，無論是對於左翼的社會改造思想的深入了解，還是對於「新文藝復興」在當代社會的可能性的思考和參與，恰好是借助了台灣作家的作品和藝術實踐來展開的，許多不太相關的社會實踐和文化實踐，似乎已為李娜準備了回答她的困惑的各種答案。在貌似「無關」的種種探險、調研和實踐之後，李娜有了一個機會重新回到台灣現場：參加原住民部落工作隊的田野調查工作。
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李娜有意無意從諸多機緣中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和啟示。她與工作隊一起到了最基層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生活。她接觸到了原住民地區災後重建的工作。她與原住民的部落藝術家一起製作了來自他們曠野原聲的音樂光碟。與此同時，她在台北的街巷裡，遭遇了曾參加過理想主義革命運動的老者，聆聽並記錄了他無悔的一生。
在默默做著這些工作時，時間也慢慢流逝著。而李娜也不再是那個從學校到學院、從學院到科學院的單純的女博士，她已是一位日益成熟起來的學者，一位有著切實社會經驗的社區建設者，她既是社會變遷的見證人，也是現代史的記錄者。李娜用自己充實的社會實踐，以其微薄的力量，匯入了滔滔奔流的社會之河。水到渠成似地，曾經被她一直擱置著的那部《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也終於迎來了作者最後的修改。她以「個案」透視整體，用「文本」（Text）拓展「語境」（context），文學理解與歷史分析結合，作家研究與現實關懷並重，視野寬廣而不流離失所，立意高邁而不凌空蹈虛，學風嚴謹，觀察細緻，能進復能出，不拘泥死板，亦不信馬由韁。與原稿相比，修訂稿已不再只是舞鶴小說文本的細讀—這種細讀曾經是展現李娜特有的藝術感受力和分析能力的專長—李娜釐清了舞鶴美學所蘊涵的社會意識及其獨特的文化觀與歷史觀。洞識舞鶴的特有的「頹廢」的、「努力做一個無用者」的美學，只是窺見舞鶴小說之祕密的一部分，而將舞鶴的小說美學與台灣當代社會文化的內在連接的祕密揭示出來，並給予合理的詮釋，乃是李娜「以小說證史」的書寫實踐的一大特色，經過多年的社會實踐和對於人的、社會的、台灣的深入認識，李娜才真正完成了屬於自己的博士論文。
「十年磨一劍」，李娜的博士論文的確是用了十年時間「磨」出來的。巧合的是，舞鶴在一九七八年發表了〈微細的一線香〉之後，竟躲過了「眾聲喧譁」的八○年代，一隱十年（一九八一—一九九一），待他再復出時，竟以「精神出線」的「社會邊緣人」的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作品，一鳴驚人。究竟舞鶴如何書寫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舞鶴作品為什麼被認為是「爛中文、好文章」？李娜不僅用了她訓練有素的細讀功夫和靈心善感來做字面上的分析，而且用了近十年的田野調查功夫，對舞鶴小說文本和舞鶴所處的現代台灣，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李娜從舞鶴的文本中所看到的台灣，與別人所看到和理解的台灣有所不同，她從舞鶴早期的小說〈微細的一線香〉，看到了七○年代文學青年對台灣家族歷史的獨特記憶和理解；從〈逃兵二哥〉，看到「戒嚴體制與自由意識的生成」；從〈調查：敘述〉挖掘了台灣的傷痕、悲情和走出這些歷史悲劇的方法；她討論了舞鶴對「二二八」問題的呈現方式，並從中看到了「文化政治」運作的奧祕；從〈拾骨〉看到了重返鄉土的書寫背後的追求；從〈悲傷〉討論了人們對當代體制化的社會進行「抵抗」的可能性和方式。
舞鶴退隱十年而寫出其獨具魅力的佳作；李娜為了修改她不滿意的章節，也用了十年的時間，她親自去台灣踏查調研，深入台灣社會，特別是台灣原住民的部落，她從舞鶴的文本走到台灣的民間。她的修改，不是文字、修辭、結構上的，而是內容上、精神上和實踐上的—李娜從借助舞鶴小說來看台灣轉向經由踏查台灣來看舞鶴，完成了非常重要的「華麗轉身」：既從舞鶴的另類小說讀出了台灣社會文化的內在矛盾，亦從台灣實相入手突破舞鶴「文本」的局限性。
十年前的李娜，是「透過舞鶴看台灣」；十年後的李娜，是用了自己的眼睛、手腳、身體和靈魂去觀看、觸摸、踏查和了解台灣之後，再來論述舞鶴。十年前的李娜以學生的眼光去批閱字面上的舞鶴和台灣；十年後的李娜終於把字面上的、小說裡的台灣轉化為一個真實生動複雜而豐厚的世界。十年前的李娜剛進入這個所謂的「學術界」時，曾懷著猶豫、疑惑的心情質問「我們為何研究文學？我們為何從事學術研究？」十年後，她用自己的實踐修改了舞鶴論，也來解答了困擾自己的問題。
因此，在我看來，《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的問世，意味著一種態度：那是面對研究物件所具有的謙卑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李娜這部著作，也展現了一種方法：那是用田野調查或社會實踐的方法來校訂、修正既成理論的方法，這也是由「文本」細讀出發，又經由田調得來的經驗來詮釋「文本」並突破「文本」疆域的方法。李娜的這部著作，更昭告了一個新的研究世代的誕生。當年李娜似乎曾為如何突破現有研究的瓶頸而苦惱而探索新的方法，在追問如何才使得自身的研究工作有價值、有意義的時候，李娜以其認真熱誠的實踐和理論思考，逐步成長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腳踏實地的台灣文學研究者，這是否預示著未來世代研究的新方向？那也許是更有人間氣的、實踐性的、為庶民服務的文學研究，是擺脫意識形態的困擾使文本的細讀轉化為社會文化的理解、從而煥發出真正的生命力的台灣文學研究。
我是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寫下這些因緣，或可為李娜所作的十年探索，留下一點見證，也表達我對新書出版的喜悅和欣慰。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黎湘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