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先驅者胡適先生曾大力提倡自傳與回憶錄的寫作，將其稱之為「給史家作材料」。胡先生本人且身體力行，生前口述了一本偏於學術性的自傳一《胡適口述自傳》，由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執筆完成（唐教授還是另一部口述歷史《李宗仁回憶錄》的作者），一時洛陽紙貴，聞名中外。由是亦帶動了口述回憶的蓬勃發展。
我的祖父沈沛霖教授（他一生都十分珍視教授這個稱謂）生於滿清末年，作為一個生活了近一個世紀的老人，他一生經歷了清末、民國、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親歷過五四運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北伐戰爭、國民黨統一中國、八年抗戰，直至目睹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中共建政以後，年近半百並先後在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和浙江大學這兩所著名高校任教的他，又親歷了諸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土改、肅反、反右、文革的風風雨雨，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實事求是精神的變化。期間，所接觸的人物，包括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及各界知名人士為數不少，把這一切通過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下來，以為歷史留下一些史料，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也是我輩不可推卸的責任。
於是，在祖父於一九八六年獲准離休以後，我們即開始了這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一般的自述類回憶錄，似不外分作兩大類：其一為描述個人生活經歷及其思想發展過程；其二為記述本人所親歷的歷史事件與熟悉的歷史人物（參見朱文華著《傳記通論》，復旦大學出版社版）。而其佳者，則為二者之有機結合。為此，祖父和我約定：以其手撰之自傳及回憶材料為經，以其口述史料為緯，由我進行回憶錄的整理和撰寫。由於祖父時已年登耄耋，記憶有所減退，故我在其口述筆述材料之外，還要通過多種渠道（如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及相關單位與個人所存的舊檔及舊報刊資料等），去做補充和印證的工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項工作做得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勞而無功的。如祖父念茲在茲的他一九四九年留存在南京八府塘舊居的那本留法勤工儉學期間的日記本，至今下落不明，儘管我們後來找到的相關當事人各有各的說辭。
祖父對我說，歷史回憶錄，貴在求真，以真實為第一要求。確實，對待過去的歷史和人物，必須以客觀冷靜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之，不以成敗論英雄。對己，則應力戒「自罵」、「自責」或「自吹」、「自捧」（在這一方面，過去大陸和臺灣方面似乎走了兩個極端，大陸方面的「文史資料」似乎偏向於前者，而臺灣方面的「傳記文學」則傾向於後者）。這才是史料性回憶錄應遵循的方法。而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犧牲了「可讀性」，但卻增加了歷史的「可信性」，二者相較，還是利大於弊。
一九九二年祖父辭別人世，回憶錄在其生前僅發表了兩篇，都是屬於政協系統的內外刊上。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我將一些篇章陸續投稿《湖南文史》、《文史精華》、《北京文史資料》、《文史資料選輯》、《民國檔案》、《檔案與史學》、《檔案史料與研究》等文史和檔案刊物，均蒙發表。一九九八年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將回憶錄（主要是一九四九年前部分）結集成《耆年憶往：沈沛霖回憶錄》（《江蘇文史資料》第一一二輯）出版。但其一九五八年後調浙，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及其後的改革開放部分，仍屬未刊。期間，我曾將這部分文稿以《風雨三十年》之名送交浙江省政協文史委，該委收下後至今十餘年過去卻再也沒有下文，想必已是「束之高閣」了。
此次，「秀威」允將回憶錄繁體字本出版，使回憶錄終於以歷史跨度近九十年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對於「秀威」的成全，謹表深切謝意。
沈建中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