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
請不要誤判中國?? ?? 張維為
過去三十多年，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預測有悲觀的，也有樂觀的。有意思的是，樂觀的幾乎都對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而且越悲觀的，往往錯得也越離譜，預測中國要崩潰的最慘，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中國崩潰論」崩潰了。與此同時，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卻陷入了一場又一場的危機，這一切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這種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和對西方許多問題的重新思考。
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本書，彙集了《環球時報》記者近年來對西方許多知名學者和智庫的採訪，其中不少內容都涉及了這種反思。記得西方自由主義的旗艦雜誌《經濟學人》二○一四年三月曾發表過一篇封面長文：《民主出了什麼問題？》。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開始了逆轉……一九八○至二○○○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進入新千年後，民主的挫折越來越多」。文章認為，是兩個原因導致了西方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國的崛起，二是二○○八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本書中的許多認知也源於這兩大事件。
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才帶來了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究竟做錯了什麼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從本書的訪談來看，中國至少做對了這麼幾件事：
一是中國沒有照搬別人的模式，而是堅持了自己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中國自己的一黨執政、多黨參與的政治制度。曾任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的經濟學家鮑泰利如是說：「中國今日發展的關鍵之一，是在保留現行政治體制運行和設計的情況下，保持高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減少社會不公和保護好環境。」他還說：「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尋求國內政治體制改革。然而，進入二○○○年以後，其他政治體制的缺陷也變得很明顯，特別是在二○○八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後，要求中國政改的聲音也因此變弱。……目前中國不需要多黨制，實行多黨制將給中國帶來不可承受的風險。」哈佛大學的資深學者托尼•賽奇也表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歷史中都有很多好的治理辦法，要學習過去的一些經驗。學美國沒什麼意思，中國肯定不會有美國的體制。」
二是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長期以來，中國擅長將戰略性思維應用於經濟政策的設計中。從二十世紀七○年代第五個五年計劃引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到最近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確定一套廣泛的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再平衡大政方針，戰略一直是中國現代發展奇蹟中的精髓。」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也這樣評論：「中國的長遠戰略思維令美國人欽佩，中國強調內部和諧，對此也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表示欣賞。」
三是中國把重點放在高效率地解決人民最關切的問題上，特別是消除貧困、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伊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經濟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是中國共產黨軟實力和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倫敦大學的麥克萊倫教授也認為：「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令人嘆為觀止。中國所表現出的能量，經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當然，中國面臨的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西方總是批評中國是專制主義，但中國的體制有一個巨大優勢，那就是高效。」
與中國的迅速崛起相比較，西方顯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記得西班牙前首相費利普•岡薩雷斯二○一二年訪華後，曾在西班牙《國家報》上撰文感嘆：「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本書中，《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也坦承，他沒有料到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會那麼廣泛」。他認為「美國近十年來犯了兩大錯誤：一是伊拉克戰爭，二是二○○八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兩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發的後果。政府的政策運行也並不是很理想，它沒有按照世界的邏輯思維去發展」。
西方學者普遍對美國「極化政治」深表失望。《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說，「國會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幾乎不再相互往來，而兩黨議員越不交往，就越難以進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惡性循環」。經濟學家鮑泰利在感嘆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後，表示「希望美國主要兩黨能夠再次學會合作。這需要雙方有妥協的意願，轉變政治思考方式，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不是以各自黨派利益為重。近年來（美國）出現的政治功能障礙不能繼續下去了。」他還強調，「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國際競爭力下降，財政和金融改革、養老保險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礎設施建設等，以及是否能夠建設性地幫助世界其他地區促進發展與和平，適應其他大國的崛起等。」
對於中國的持續誤判，也是西方學者反思的內容之一。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說的很直白：「中國崩潰論已成笑料。」「金磚之父」奧尼爾認為：「中國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規。」德國學者桑德施奈德談到了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偏見所導致的對中國的誤判，認為「談到中國的時候，所有我們學過的有關共產主義體制的知識都一文不值。中國現在當政的是一批工作效率極高的政治精英。我們必須對中國領導人表示敬佩的一點是，他們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使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保持了穩定，這是很了不起的。」
當然，細心的讀者也能看出，雖然西方對中國和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已開始，但總體上看，並不那麼深入，我們甚至可以說，西方學者主要還是依賴西方的經驗來判斷中國和世界，「西方中心論」仍在不同程度上繼續主導著西方學界的思維方式。換言之，一方面，西方對中國、對自己已開始某種重新認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識界的主流還難以超出西方的經驗和傳統來看待中國與世界。正因如此，我個人以為，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西方主流社會恐怕還會繼續誤讀中國和誤判世界，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我們今後還需要適時點出西方認知上可能出現的盲點，必要時還要替他們指點一下迷津。
以本書中的採訪為例，《大國政治的悲劇》的作者米爾斯海默仍然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大國之間也無法實現「雙贏」。某種意義上，這種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美國學者要超出有限的西方經驗來理解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實屬不易。中國長達數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中，經歷了多少從分裂戰亂走向合作共生的傳統和經驗，這一切都遠遠超出了西方形成的歷史傳統和經驗範圍。
即使像鮑泰利這樣比較瞭解中國的學者，也只是說「目前中國不需要多黨制」，言下之意是，中國未來可能還是要採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其實，美國是一九六五年才開始今天這種模式的，中國是一九七八年才開始改革開放，並逐步形成自己模式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各自的模式都是新生事物，兩者完全可以競爭一下，我個人更看好中國模式。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像約瑟夫•奈伊這樣思維相當縝密的學者，也認為中美國力比較，要看平均GDP，中美之間這個差距還有三十至五十年，甚至中國將永遠趕不上美國。其實，只要換一個指標系統來進行比較，情況就會發生巨變。比方說，我們可以使用更能反映百姓真實家底和生活品質的兩個綜合指標：一個是家庭淨資產，另一個是平均預期壽命。我們先來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中產家庭淨資產，美國二○一○年的中產家庭淨資產才七七三○○美元，約等於四十七萬人民幣，這與中國的差別已經不大，而在中國的發達板塊地區，這個美國水準已經屬於弱勢群體了。所以我經常說，上海多數計程車司機的家庭淨資產已經超越美國的中產水準。
人均預期壽命也一樣，中國為七十五歲，美國為七十八歲，美國只比中國高三歲，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發達板塊（人口與美國相當）的人均預期壽命普遍高於美國，上海和北京是八十二歲，紐約是七十九歲，而紐約還是美國最高的。我們不妨從這些新視角來反思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人均GDP看上去很高，卻無法轉化成家庭淨資產和人均壽命的普遍提高。我想，要麼是中美兩國GDP的統計方式存有巨大差異，要麼還有其他原因。我自己的一個解釋就是鄧小平生前多次說過的話：雖然我們的人均GDP不一定很高，但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這種制度優勢正是我們最大的軟實力。
總之，這本書包含的資訊極為豐富，許多內容值得慢慢品讀，它可以啟迪思路，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今天西方主流學者和智庫對中國和世界的認知程度及其局限性。作為中國學人，我們也可以在此基礎之上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西方話語對中國和世界的解讀能力究竟如何，其長處和短處究竟在哪裡，我們應該如何克服其短處，並在這個過程中推動中國話語和中國標準的崛起。這些就是閱讀本書給我帶來的一些思考，對其他讀者可能也有幫助。
僅為序。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於復旦園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