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蘧廬絮語

前言

康凌

　　起意為陳子展先生編一本雜文集，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當時在資料室查閱老《申報》，偶然見到陳子展的名字，因著是本系先賢的緣故，好奇心作祟，跟著一篇篇翻讀下來，不覺為之傾倒，也由此走入了陳先生龐雜的雜文世界。

　　

　　陳子展先生原名炳?（坤），字子展。一八九八年四月出生於湖南長沙縣青峰山村一戶農民家庭，私塾畢業進入長沙縣立師範學校，後任小學教員。一九二二年因病從國立東南大學輟學回湘，先後寄住於長沙船山學校和湖南自修大學，並在湖南修業農業學校、楚怡中學、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等校任教。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李維漢、李達、夏曦、何叔衡、謝覺哉、毛澤東、徐特立等大批早期共產黨人，正因如此，一九二七年「馬日事變」後，他因涉嫌同案而遭到通緝，攜家逃往上海。在南國藝術學校任教之餘，出版了《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兩著作不僅是近代文學領域的開山之作，且至今仍是研習此間文學者的案頭必讀。

　　

　　一九九三年，陳子展先生進入復旦大學任教，直至去世。此間，興趣漸漸轉向詩騷研究，錙銖積累，終成《詩經直解》與《楚辭直解》兩部煌煌大著。也正為此，陳子展先生首先是作為一位古典文學研究者而為人所識的，尤其這兩部著作，被他稱為「余一生微尚所在」，可見其重。

　　

　　遺憾的是，或許正是陳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建樹之輝煌，某種程度上反而遮蔽了他作為雜文創作者的成就。事實上，在整個三十年代的中國雜文界，不論就文章創作的數量之多、筆涉之廣、影響之大，還是就辭鋒之犀利、諷刺之辛辣、識見之廣博而言，陳子展的寫作都是無法迴避的巨大存在，誠如陳福康先生所言，「只要稍稍翻閱過三十年代文學報刊的人，就不應該視同未見。」

　　

　　這一判斷，決非編者的私心偏好，而幾乎是當時的讀者的共識。林語堂辦《人間世》，自述有兩個人的文章最欣賞，一為曹聚仁，一為陳子展，因為他們讀書多，文章也耐讀。黎烈文編《自由談》，連載陳子展用文言文寫的《蘧廬絮語》，據金性堯先生回憶，在該報刊載文言文的，僅陳公一人而已。一九四八年，耿庸曾詢問過黎烈文《自由談》稿費問題，黎烈文答，最高每篇可拿十元，除魯迅外，陳子展單篇也拿十元，專欄六元。陳文所受歡迎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也使得陳子展成為各家編輯爭相約稿的對象，而其創作的總體規模，則愈顯龐大。僅記編者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申報．自由談》上所輯得的雜文，便已有十二萬字（近一百四十篇）之多，其他如《太白》、《新語林》、《中流》、《論語》、《人間世》、《濤聲》、《現代》、《文學》、《立報．言林》、《中華日報．動向》、《大晚報．火炬》、《青年界》等等學者們耳熟能詳的報紙副刊或雜誌，幾乎無處無之。

　　

　　在如此龐大的作品中把握陳子展雜文的特徵，並不容易，但大體上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魯迅風」，內容多涉時事，以犀利的調侃與諷刺，成為擲向當時種種社會亂象的匕首與投槍，筆鋒所及，政界文壇，不在話下。魯迅在讀過陳子展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後曾評價，「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此類文字，均可作如是觀。

　　

　　另一類則近「知堂體」，以草木蟲魚到方言土語，從歌謠聯語到鄉俗土產，隨手拈來，涉筆成趣，不僅顯示出陳子展作為學者的淵見博識，更展現了他在文史掌故乃至名物考據方面的功力與趣味。「魯迅風」與「知堂體」，共同構築了陳子展雜文世界的完整面貌。

　　

　　可惜的是，除了一九三○年出版的《孔子與戲劇》中收入了幾篇關於孔子的文章外，陳子展先生的雜文從未集結成冊，殊為遺憾。這本小集，也正是因此而來。除了完整收入陳先生在《申報．自由談》上總題為《蘧廬絮語》的專欄文章四十篇外，本集另外增補了同刊發表的雜文十二篇，力圖在有限的篇幅中，盡量呈顯其文章的特色與風貌。需要說明的是，專欄文章四十篇發表時均屬「子展」，集中不注，集外則在文末加上原刊署名。此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陳子展先生曾編選過自己的文集，然而由於無法忍受重慶圖書雜誌審查處的刪改，最終放棄出版。不過，或許是為了文集的準備，陳先生寫下了〈《蘧廬絮語》序〉一文，此中對於自己的寫作之意義多有申述，一併收入，作為參考。

　　

　　為陳子展先生編集，是我的夙願，陳子善老師願意玉成其事，是首先要致以敬意與謝意的。在編集過程中，我的導生張業松先生不避瑣碎，給予了大量幫助，此外，陳子展先生生前的學生、助手徐志嘯老師，何平利老師，以及復旦大學圖書館的楊光輝老師也向我提供了各種有用的信息，在此一併致謝。尤其要感謝的是陳子展先生的後人鄒兆曼老師，沒有她的熱情與善意，就沒有這本小書的編就面世，而我也願以此書，祝願陳志申先生早日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