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蒂娜•布朗(當時是Talk Miramax出版社的老闆)幫我出版了《創造生命》(Creating a Life)一書,於二○○二年四月七日上市,出版前的那個週末,《時代》雜誌做了封面報導,CBS電視台的新聞節目《60分鐘》(60 Minutes)也做了專題。這些報導掀起了媒體關注,《紐約時報》和《商業周刊》都跟進介紹那本書,《時人》和《大觀》(Parade)雜誌也是。我上了《今日秀》、《歐普拉》、《觀點》(The View)等節目。四月底,連全美最熱門的搞笑綜藝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也拿我當開玩笑的題材,可見那本書已經紅了。唉,可惜好景不長。
五月二十日,我拿起《紐約時報》,瞥見頭版標題醒目地印著「話題書還是無法暢銷」。第一句才看到一半,我的心就沉了─那篇報導是在講我的書。知名的年輕商業記者華倫•聖約翰(Warren St. John)以輕鬆的口吻說明,為什麼《創造生命》的銷量慘淡,他覺得原因太簡單了,並以犀利的筆鋒寫道:「女人實在沒興趣花二十二美元,卻得到一堆生理時鐘不等人的沮喪消息。」我整個人愣住了,這種貶抑的字眼根本沒說明我那本書在說什麼。我不需要讀完整篇報導,也知道那篇文章可能造成的傷害─一切都來得很快,也很傷人。
我努力重新振作,那年夏天,我又投入新書的撰寫。九月初,我和長期合作的出版經紀人茉莉•弗里德里希(Molly Friedrich)見面,跟她推銷那個案子:「我想寫比較細膩、學術的東西。」弗里德里希正眼看著我直言:「惠烈,不會再有下本書了。以妳最近的成績來看,妳找不到好的出版商,也拿不到像樣的預付版稅,妳需要去找一份正職。」我當場愣住了,怎麼會這樣?我的寫作生涯怎麼會頓時陷入危機?多年來辛苦累積的聲譽,怎麼會就此毀了呢?後來,慢慢的,我沉痛地悟出原因:我打造了個人品牌,卻沒有好好打理。我投入了時間和心力─在學術圈和公共政策圈把自己打造成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有能力探討當代的棘手議題─但我並未積極保護那些成果。《時代》雜誌做出報導時,我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嚴重不足。以前我雖然寫過備受好評的書籍﹝《枝幹斷裂時》(When the Bough Breaks)贏得甘迺迪圖書獎﹞,但我從未想過我需要專業的公關來幫我規劃媒體活動,以擴大宣傳,而非扭曲我的訊息。《時代》雜誌報導後,我只陶醉在《創造生命》當下產生的影響力,開心上遍每個廣播節目,接受每個平面媒體的採訪。那本書的內容迅速遭到過度簡化,給人攻擊的把柄。一本書獲得《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Books)的深入評判是一回事,遭到八卦小報《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的刻意扭曲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