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台北由何處來？
「現代」若是有聲有形，台灣人最初如何表現？唱歌擺動身體、妝扮自己、逛街談心、買書寫詩、夢想未來的自己？這些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當然不是原初就在這裡。
本書十三篇文章看似隨機在漫談日治的地景、文學，其實都是想說明「現代生活」初入台灣的曖昧情形。長長的書名裡，有兩個特別要強調的關鍵字：一百年、台北。
台北是關鍵字。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口號，早在一八九五年就已重新排序。艋舺加上大稻埕，人口已是當時台灣最多，豐茂的文化經濟，匯聚的文人商賈，台北既是台灣社會的「島都」，也是日本殖民的「帝都」。現代的台灣史，台北當然責無旁貸。
一百年也是關鍵。一九一五不只是個數字，那年夏天，台灣出現殖民二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漢人武裝抗爭──?吧哖事件。兩三個月慘烈交戰，最後是總督府鎮壓逮捕兩千人告終。這場看似承接林少貓、羅福星等壯士飽含血淚而反抗的「起義」，詭譎地，再沒有後續了。這一回竟是最後的漢人武裝抗日事件，從此「日治中期」的台灣就開始政治安定、經濟起飛、人口成長……。
一百年前的台北，傳統生活賴著保守的根基在島都慵躺，現代生活挾著維新體制由帝都闖進。台北人，歡迎或抗拒？欣喜或悲戚？他們不再書寫武裝抗日的故事，還有沒有矛盾？還是不是為難？
頂上罩著一個無可遁逃的政權的台北人，心知肚明現實世界的他們有手有腳也有腦袋，會直走也會轉彎。雖然烙刻著漢人傳統文化，但是生活不必然要漢賊不兩立地誓死抵抗。所以日治時期台灣的飲食、衣著、讀書、聽歌、跳舞、愛情、休閒，盡情學習了東京和巴黎，目不暇給地改頭換面。就像剪短頭髮之後開了窗，繞道日本而來的歐美文明西風理所當然地吹進了已然鬆開的領口。
但台北人對於現代化，也絕不是卑屈地照單全收。唱歌跳舞的人，雖然學習西方藝理而主張棄絕傳統，但從不忘想做台灣人的歌、編台灣人的舞；讀書思想的人，雖然引進白話新文學而痛斥漢詩，也一直期盼挖掘台灣人的故事、說台灣人的語言。這就是本書念念不忘的曖昧性，若回到一百年前的台北來追尋，案例真的此起彼落。
一百年前那些年，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台北社會究竟要走向新或舊或左或右，其實並不太明朗。隨意勾起幾筆台灣史，一九一四年台灣紳商推動「台灣同化會」邀來日本民權領袖板垣退助，在台北最豪華的鐵道飯店舉行成立大會，根本不談武裝抗日，甚至期待「被承認為日本國民」的資格。一九一五年，有另一批北台灣的瀛社、吟社、竹社等眾多傳統詩人在艋舺集會，拱著尊崇漢文傳統的擊?聯吟，力保中華文化掌握。一九一六年，則有總督府舉辦「台灣勸業共進會」，在台北巿區推出六萬坪會場，開幕一個月就吸引全台灣人口四分之一的八十一萬人次參觀，街頭還有自行車、野球、馬拉松比賽，以及變裝遊行、飛機展示……，文明的物質生活好像刷掉了殖民的悲情了。
一百年前的全貌，真是一言難盡的模糊難題！所以，面對歷史情境砸來的一道道考題，不論台北人或台灣人，答案從來不是蠢蠢的二選一。島都兼帝都台北，正是極致展現日治台灣混雜生活的典型。
台北在清末發達的艋舺、大稻埕、城內三個舊巿街，總人口就有十萬人，已經超越老府城台南而成為台灣最大的聚落。日治時期的定都，更將台北的都巿文化推到台灣最領先的位置。台北人口在一九○五年已有十六萬人，一九一五年約二十二萬人，一九二五年約二十八萬人，一九三五年約三十八萬人，一九四三年約四十七萬，穩定集結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七。
當然，光講數字看了不會有共感，所以需要文學。台灣人面對著統治者的試煉，以及接下來舉世罕見的密集政權更迭的歷史情境，在不甘宿命裡半推半就，研發出混雜進退、矛盾搭配的生活戰術。只是，其中歷程所潛藏的隱忍、艱辛、困厄、無奈，實在是各種社會科學研究所難以揭露的複雜情愫。
所以我們需要文學，也慶幸日治台灣有許多精彩的文學。那些神經敏銳的作者有探測時代的觸鬚，鑽到台北的正面、側面、背面在描述著、戳弄著、調侃著，現實的情景有傳統步調的裹腳布，有繽紛文明的初體驗。一百年前的台北，尷尬與矛盾正是現代生活的原型，那個時代距離我們雖不近，但真的也不遠。
蘇碩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