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俄羅斯一千年（上）：從基輔羅斯到革命爆發

導言

　　就在俄羅斯最激烈的劇變之一──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餘波盪漾的時候，詩人費奧多爾．丘特切夫寫道：

　　造訪這個世界的人有福了，

　　在這命運交關的時刻！

　　諸神召喚他

　　來參加饗宴。

　　讓他見識他們的大戲，

　　一窺他們的想法，

　　然後從他們的聖杯

　　飲下不朽生命。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的早晨，我感覺自己知道了他講的是什麼意思。

　　

　　擔任ＢＢＣ駐莫斯科電視特派員三年下來的經驗，讓我早已嗅出有某件事情正在醞釀之中。然而當天早上將我驚醒的新聞，還是讓我喘不過氣來。蘇聯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以僵化過時的共黨宣傳用語（莫斯科已經許多年沒聽到這個東西了），指控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改革體制破壞了蘇聯，而其施政目的是為了效忠於「敵視蘇聯人民的利益團體」。播音員宣布，現在已來到「重建蘇聯榮耀與力量」的時刻。廣播的結尾則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因病無法繼續執行職務……『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已經接管政權。」

　　一場由共黨強硬派對抗蘇聯改革派總統戈巴契夫的政變爆發了。我還記得自己如何在馬路上疾馳而過，望見一列列坦克車沿著通往克里姆林宮的寬闊街道迤邐而下。派遣坦克過來的人，就是軟禁了戈巴契夫並且正在接管國家的那批人。那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場景。

　　然而在接下來的那幾天，俄羅斯平民百姓擋住了坦克的去路；其中有幾人因為他們捍衛民主的決心而被槍殺或輾斃。當俄羅斯總統波里斯．葉爾欽──戈巴契夫遭到軟禁之際最後的自由派領袖──爬上坦克車以戲劇性方式抗拒政變時，我正置身現場。葉爾欽在「俄羅斯白宮」待了兩天兩夜，等待攻擊開始。八月所發生的各種戲劇性事件，決定了蘇聯改革派與強硬專制派之間的角力結果。在一片鼎沸的反對聲中，強硬派失去了勇氣，政變隨即崩潰而其領導人遭到逮捕。

　　我曾十分確信，並且在自己的報導中表示，共產主義的恐龍於發動政變之後的垮台，再加上蘇聯共產黨於掌權七十年之後的解散，在在都意味著俄羅斯的專制政體已然死亡，意味著幾個世紀以來的高壓統治即將遭到唾棄，並且被自由和民主加以取代。可是我錯了。儘管俄羅斯在隨後十年間試圖將自己轉換成西方式的市場民主體制，結果反而陷入脫韁的通貨膨脹、種族暴力和混亂狀態。到了二○○○年以後，整個國家發展進程又被大幅扭轉回去。俄羅斯變得既穩定又相對繁榮，可是民主與自由再度應國家的要求退居二線。專制統治的幽靈重新糾纏著俄羅斯。

　　其實我早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就應該知道得更清楚才對。然而處於莫斯科的高亢氣氛中，我一時忘記了歷史的教訓：每當俄羅斯做出改革嘗試之後都會重返獨裁，把不受限制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不向任何人負責的威權手中。那種事情在過去已經發生得如此頻繁，這一次的情況也不可能有所不同。

　　我搞錯了是一回事，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歐洲和美國的領導人也都搞錯了。他們從哈佛大學派遣一批聰明的經濟學家來指導俄國過渡到市場經濟、為了共產主義的挫敗而歡欣鼓舞，並且假定問題已獲解決──他們志得意滿地宣布，從今以後俄羅斯將會變得跟我們一樣。但假如西方能夠學到歷史教訓的話，或許可以避免自己正在犯下的某些可怕錯誤，而那些錯誤將給東西方之間的關係蒙上陰影、虛擲數十億美元的金錢，並且間接促成俄羅斯自由化實驗的失敗。

　　如果我們想要明白過去二十年來的事態發展，就有必要充分認識俄羅斯的千年歷史。俄羅斯從來沒有真正「跟我們一樣」──如果我們指的是一個自由的、以市場為導向的民主政體，而且當權者有得到民眾的容許、並可透過於法有據的程序加以撤換。然而俄羅斯的模式，除了短暫而反覆出現的激進實驗時期之外，始終反其道而行：專制政體將當權者置於法律之上，而他們施行統治的依據或者是神權，或者是「人民專政」，但幾乎總是憑藉暴力。

　　那些把俄羅斯看成是原生歐洲國家的人，忽略了這一點。俄羅斯朝著兩個方向望去：一方面是看著西方的民主法治傳統；但由於她的成分中帶著更多遺傳自亞洲的ＤＮＡ，於是一方面又看著自已早期歷史中汲取過來的亞洲統治形式，亦即俄國人口中「強有力的手」（silnaya ruka）──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的鐵腕統治。

　　有一個被貼上「路徑決定論」標籤的俄羅斯歷史學派認為，俄國必將永遠受到專制政體的鐵腕統治；她的天性正是如此，西方式的民主在那裡絕對行不通。此為英美保守派人士於冷戰年代所普遍主張的觀點，最近又捲土重來。這種斷言或許過於斬釘截鐵，不禁令人聯想起黑格爾和馬克思早已信譽掃地的「歷史必然性」；但我無法不注意到，俄羅斯歷史的進程是多麼頻繁地把「歷史必然性」這個概念給清楚表達出來。從最早期的統治者留里克和奧列格，直到恐怖的伊凡和彼得大帝，所鼓吹的論點始終是：俄羅斯太大也太亂，不適合把權力下放；只有中央集權的「獨裁鐵腕」才有辦法維繫對帝國的向心，並且在民情殊異的百姓之間維持秩序。同樣的論調也曾經被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沙皇們，以及二十世紀的共黨政權使用過，而且──經過必要修改後──還被二十一世紀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加以援用。

　　溫斯頓．邱吉爾曾在怒火下說出「包裹在謎中之謎裡面的一個謎團」那句名言，從此給了某種偷懶取巧的西方論點定下基調，覺得俄羅斯人過於複雜，所以我們甚至不必花心思去瞭解他們。可是我們如果有辦法掌握俄羅斯的歷史，我們就能夠發現她時而令人費解的行為之根源。俄羅斯很不協調地結合了東方與西方，讓許多個世紀以來的俄國藝術家、文學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深感困擾。

　　詩人亞歷山大．布洛克用一個讓人焦慮不安的問題，「我們是斯基泰人嗎？──我們是亞洲人嗎？」，刻畫出俄羅斯儘管努力捍衛西方的文化價值，卻由於其野蠻的東方本質而遭到西方排斥：

　　沒錯，我們是斯基泰人！沒錯，我們是亞洲人，

　　有著斜斜而貪婪的眼睛！

　　……我們宛如順從的奴隸一般，

　　手持盾牌夾在兩個敵對的種族中間

　　──蒙古人與歐洲人！

　　俄羅斯是斯芬克斯，歡欣而又悲傷，

　　渾身沾滿黑色的血跡，

　　她注視著、注視著、深深地注視著你，

　　充滿了仇恨，也充滿了愛意。

　　我們記得一切──記得巴黎街頭的地獄

　　和威尼斯的陰涼、

　　檸檬樹林遙遙傳來的芬芳，

　　以及科隆煙霧彌漫的巨大建築。

　　……於森林和樹叢之中，

　　我們將在美麗歐洲的面前閃到一旁，

　　轉身用我們亞洲人的嘴臉對著你們。

　　東方和西方交融揉合的歷史，也體現於許多俄羅斯人兼具歐亞風格的臉孔上。（例如觀看弗拉基米爾．列寧的照片時，我們從他狹窄的雙眼瞧得見東方的痕跡。）俄羅斯是否應該屬於「歐洲」，或者她是否應該擁抱其「亞洲」遺產（包括得自蒙古的獨裁政治體制）？這個問題深植人心。於是直到今天都還有人感覺，俄羅斯雖然位於歐洲，卻不是歐洲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宮則來回擺動，一方面以威權鎮壓政治反對派，一方面又不斷渴望讓西方相信它尊重人權。當弗拉基米爾．普京宣布，他將不顧憲法所設定的兩屆任期限制，準備在二○一二年三月回鍋擔任總統的時候，已經幫未來潛在的獨裁者和終身統治者亮起綠燈。普京規避了憲政精神（法律明文禁止連任兩次以上，於是他乾脆「過水」當了一任總理），如今有可能繼續掌權到二○二四年，直到七十一歲的時候為止。他的做法獲得不止一位前蘇聯中亞共和國獨裁者的熱烈響應。

　　本書的宗旨，是要把我在一九九一年親眼目睹的各種事件，放入歷史脈絡當中，藉此突顯之前在俄國歷史上出現的一些轉捩點，亦即當俄羅斯於「命運交關的時刻」面對交叉路口之際──她或者走上改革之路而可能邁向自由民主，或者繼續依循專制的途徑，時而走向極權、高壓和獨裁。

　　我無意做出價值判斷。我不會自動認定哪一條路徑比較好，或者更適合俄羅斯的情況。但我想知道為何她會走上這一條路而沒走上另外一條路，到底需要怎麼做才能夠把這個巨大的國家送上一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以及她距離走上另外一條路到底有多近。俄羅斯是否有可能避開今日復活的威權主義，而變成我們這種西方式的市場民主體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