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論生命中不可或缺之空虛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政治小說的特徵是，它總是會受到非政治事物的誘惑。」—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1. 違和感



　　做為一個讀者—特別是臺灣的讀者，閱讀丸谷才一這位戰後日本文壇大家所寫的《裏??歌?君?代》（以下簡稱《君之代》），是一次很辛苦的經驗。用日語來說，這本小說讀來有很強的「違和」感。所謂辛苦或違和感，不只是因為作者堅持使用舊式日文假名寫作所造成的語言壁壘而已。他選擇了臺灣戰後政治史上一件至今依然會引發爭議的公案為主題，他在字裡行間所透露的那種日本知識人對臺灣東方主義式的理解與「由上而下」的優越視線，他那缺乏自制的炫學議論癖，都構成了閱讀者在情感與知識上的挑戰與不快。然而最大的閱讀困難恐怕在於，這本小說的真意讓人難以掌握。儘管有上述閱讀障礙，這本小說的主題表面看起來是明顯的。作者要講1965年流亡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廖文毅投降國府的故事，同時藉這個故事表達批判國家的立場－特別是批判日本國家，書名中以「假聲」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幾乎在明示著對國家忠誠心的動搖與不確定。因此，這也是一部探討「國家」本質的政治小說。然而表面看來意義如此明顯的故事一旦被深入閱讀，文本就會開始變得模糊、多岐，意義會開始分解、逃逸，而最終我們會在追逐意義的徒勞之中，體悟到作者其實早已率先逃逸，主體不曾存在，政治全面敗北，而一切無事自擾將塵埃落定，那個喚做「國家」的自然秩序終於重新獲得確認。



　　2. 故事



　　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甚至還有點沈悶，不過開頭卻很富戲劇性。故事背景設定在七零年代末期（蔣經國就任總統的1978年之後）的日本。戰前曾有自陸軍幼校退學與被徵兵經驗，因此對國家的壓迫性極為厭惡的五十餘歲畫商梨田雄吉，因偶然機緣結識了在日本從事臺灣獨立運動，擔任「臺灣民主共和國預備政府」閣員的日籍臺灣商人洪圭樹，並且成為好友。某日梨田受邀參加洪就任預備政府大統領的就職典禮，在地鐵站出口的電扶梯上巧遇曾有一面之緣，此刻正在搭乘下行電扶梯進入車站的相機公司約聘職員三村朝子，於是這位離婚的中年單身畫商在眾目睽睽之下逆向跑下電扶梯攔截朝子，當場鼓起如簧之舌展開追求，然後硬是把這位美女帶到就職典禮會場。在會場上，梨田和朝子一起接觸到所謂「臺灣民主共和國」的奇妙世界：看到了「國旗」，聽了「大統領」洪圭樹的就職演說和「國歌」的演唱，認識了一些臨時政府的人士。他們也聽到了受邀致詞的日本浪人評論家村川嚴太郎浮誇的言談，還有關於蔣經國政府打算向日本收購一萬把日本刀的詭異傳聞。



　　接下來的故事就由動轉靜，在一幕幕以梨田為軸心的對話場景中開展。典禮之後，梨田與朝子建立了性伴侶的關係，同時也和洪圭樹與其身邊人士持續往來，逐步而不自覺地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透過梨田與登場人物的一次次對話，他們的背景、性格與思想逐漸被揭露，而某個核心事件則隱身在幕後同步展開。一方面，透過梨田與朝子性愛前後的枕邊細語，梨田與洪圭樹、洪所經營的超市店長林清祿（在日臺灣人二世），以及國府特使朱伊正等人的議論，丸谷鋪陳了幾種不同的國家觀，共同構成本書的國家論。受過戰前日本國家「創傷」的梨田嚮往一種鬆散自由的，沒有特別目的的西歐式民主國家。遭受民族壓迫的洪則渴望建立和日本一樣的近代民族國家。因臺裔背景而受日本國家歧視，也曾經做過美國人的日本情婦所畜養的男妾的美男子林清祿，偶然讀到德國哲學家Max Stirner的《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唯一者及其所有）》（1854），印證了自身生命經驗後，成為厭惡國家的極端個人式無政府主義者。 戰前曾潛入滿洲國政府擔任間諜，與少年時期的梨田有過一面之緣的國府特務朱伊正認為民主必將導致危險的大眾社會與民粹主義，因此歌頌中國式的賢君統治。另一方面，從梨田與林清祿和洪的日籍妻子的幾次日常對話（賣掉超市、買碎紙機、聽錄音帶等），以及在藝伎出身的大樓主人濱次姊家的麻將場景（朱伊正給警視總監的名片、將朱介紹給梨田的千屋代議士女兒的出現）中透露的線索，我們也拼湊出隱藏在背景中的那個事件的面貌：朱伊正以買賣日本刀為藉口來日本勸降洪圭樹，預先向新任警視總監照會，並以買畫為由利用梨田傳話，洪與朱見面後決定接受勸降返台。覺察到事情真相的梨田強烈勸阻失敗，洪毅然照原訂計畫返台，而與此同時，拒絕了梨田求婚的朝子則留書告別，選擇與他人再婚，移居南美洲。受到同時失去好友與愛人的刺激，梨田若有所悟，彷彿將決心採取行動，然而故事卻在此處嘎然而止，只留下數頁的餘白。



3. 印象



　　這麼一本充滿對話和理論搬弄，而所有行動與事件幾乎完全隱身在幕後（除了求愛與性愛之外）的長篇小說，讀起來不僅辛苦，而且不太有趣。然而不管有不有趣，這本小說想寫些什麼似乎是很清楚的。毫無疑問，這是以1965年在東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接受國府招降返臺這個真實事件為本敷衍而成的故事，所以是一本寫早期在日臺灣獨立運動的小說。既然寫的是獨立運動，我們可以將這本小說定位為一種政治小說（political novel），然而書中關於國家性質的對話所佔的異常份量，說明這是一本以探討理念為主的政治小說，也就是法文所謂的roman a these。評論家山崎正和則從日本文學史的脈絡，把這本談論臺灣的小說與議論愛爾蘭等弱小民族獨立運動的明治期政治小說經典《佳人之奇遇》（東海散士著）並列，譽為「日本文學史上應大書特書的正統政治小說的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政治小說裡面的發話者不是典型的知識份子，例如舊俄小說中的「多餘的人」，或者日本戰前小說常見的「高等遊民」，乃至懷抱強烈使命感的舊士族，而是擁有明確職業與社會位置─用評論家山崎正和的話說，就是「在現實社會擁有明確的身分證明」─的一般民眾（畫商、相機公司約聘職員、超市與旅館業者、超市店長、餐館主人、前藝伎），而書中政治理念的鋪陳也幾乎都發生於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與工作場景，而非大學講堂、沙龍、群眾演說、秘密組織根據地，或者革命行動之中。小說家池澤夏樹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指出，丸谷才一這種描繪「普通的市民一邊以其職業而活動，一邊進行知識的、倫理的冒險」的路線受到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小說的啟發甚深，和明治以來日本近代文學專好描寫知識份子的日本私小說、求道小說的傳統直接對立，因此頗具新鮮感。不過，除了來自英國小說的社會寫實主義（social realism）影響之外，丸谷其實也有其日本文學的本土傳承：這是一種接近昭和前期在日本出現的所謂「風俗小說」的寫法，而丸谷小說的創新之處在於他移花接木，試圖在民眾的風俗舞台上搬演政治與思想。事實上，這是丸谷才一一貫的小說創作方式，評論家清水徹稱之為「知性的風俗小說（知的?風俗小?）」。



譯後記



吳佩珍（政大台文所教授）



　　翻譯丸谷才一的這部小說，是一個偶然的機緣。2012年10月丸谷才一以八十七歲高齡病逝時，同年年底日本的幾本代表性文學雜誌均出版了追悼特輯，引起話題。而與友人談起時，這才發現丸谷才一這個寫於1982年與台灣海外獨立運動相關的作品，也興起要將此部小說介紹給台灣讀者的念頭。對照丸谷在作品時空所描摹的七零年代與今日的台灣，恍如隔世。



　　對丸谷才一的印象，始自2009年協助大江健三郎來台國際研討會的籌備工作時。當時發現大江曾將丸谷喻為日本現代文學中最精采的寫手之一，而這樣的禮讚，只有透過細細閱讀丸谷的作品，才能體會。丸谷才一身兼小說家以及評論家，除了深湛的日本古典文學、傳統戲劇素養之外，也兼備深厚的西歐文學造詣。這在戰後的日本作家當中，幾乎屈指數。日本近代文學幾位大家，如夏目漱石、森鷗外等都具備了這些條件，丸谷才一也因此被認為承襲了日本近代文學的正統。此外，丸谷才一堅持舊假名的使用以及和文調傾向強烈的文體都與此不無關係。



　　特別是對夏目漱石致敬的痕跡，在這部小說處處可見。主人公梨田魯莽（日文原文:「無鐵砲」）的性格，以及對規避徵兵的看法，令人聯想起夏目漱石《少爺》中那位「無鐵砲」的主人公，以及夏目本身曾為躲避徵兵而將戶籍遷移至北海道開墾地的歷史事實。規避徵兵與此作品主題「何謂國家」的環節可說是緊密相扣，也與主人公（以及作者丸谷本人）出身東北─明治維新之後長久以來為權力核心所排除的邊緣區域─設定相呼應。



　　在文學要素方面，此作揉合了日本近代小說中「硬派」與「軟派」的特徵，可說是丸谷對日本近代小說理想形式的追求。小說透過台灣民主國總統洪圭樹、日本畫商梨田雄吉以及超市店長林清祿三者展開的近代國家論述，乍看之下予人艱澀難懂的印象，但作者深得江戶文學的「輕妙」（??）精髓，以藝妓濱次、吉娃娃阿輕（狗兒的名字即是文字機關）的趣事鋪陳，巧妙地鑲鉗了此作引人入勝的要素。



　　這樣形式與內容的小說其實便讓翻譯成了一大挑戰。除了要掌握丸谷深厚的文學、文化素養之外，也須在不破壞原作氛圍的原則下，轉換其和文文脈。而這讓翻譯過程備加艱辛，以我一人之力，絕對無法完成。對此，特別要對兩位先輩大力的協助，致上最深謝忱:作品中難解的日本古典文學以及和文文脈問題，承蒙內田康教授詳盡地為我解惑。此外，在初稿段為我指正，同時在百忙中負起撰寫導讀重任的吳叡人教授。因為串聯台灣海外獨立運動、日本近代以及作品世界的介紹對台灣讀者勢必不可或缺。也感謝剛從忙碌的碩論解放的詩勤，為我細心校正。沒有他（她）們，這部作品的付梓之路，可能會走得更艱辛。最後要深深感謝聯經的林載爵、胡金倫以及陳逸華先生們，沒有他們，這部作品的中譯不可能誕生。另，譯文的未盡之處與誤謬，文責都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