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褚威格最後的放逐：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

導論（節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某日快中午時，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在窄小的黑色鐵床上醒來，旁邊擺著他妻子蘿特（Lotte）睡的鐵床。他從玻璃杯裡拿起假牙，穿上皺巴巴的寬鬆長褲和襯衫。馱畜橐橐走過房子下面的石板路。鳥兒在樹冠發出刺耳叫聲，昆蟲爬過他的皮膚。

　　褚威格是世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錢的人道主義者，維也納的世界主義者，自認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亞伯特．愛因斯坦、托瑪斯．曼、赫曼．赫塞、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之流的人物為友；人生就快滿六十，愛用紫墨水書寫，只要出門幾乎都是一身燕尾服。

　　他住的是一間老舊的小平房，點燃一天的第一根雪茄後，他步出屋門，走下長滿洋繡球的陡階梯，來到馬路對面的「優雅咖啡館」（Cafe Elegante），花半分錢享用一杯美味的咖啡，與談得來的店老闆練習他的葡萄牙語，周遭是一些深膚色的趕騾人。他的葡語並不流利，談話時一再脫口西班牙語。然後他走回陡梯，在充當他起居室的覆頂遊廊上坐下，工作了幾小時，偶爾抬起頭，從綠色棕櫚樹葉上方，望向壯麗的馬爾山脈（Serro do Mar）。小他二十七歲、原是他祕書的蘿特，在附近工作，替他校正他正在寫的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Royal Game）草稿。屋裡，女僕正為搞定冒煙的燒柴爐子辛苦忙著。

　　吃過相當簡單的午餐（主要是雞肉、米飯、豆子）後，斯特凡和蘿特就著一本收錄歷來精彩棋譜的書下了一盤棋。此時他們住在貝德羅保利斯（Petropolis）鎮，該鎮位於山丘上，山下就是里約熱內盧。下完棋，兩人從貝德羅保利斯鎮的主街往外走了長長的路，步上一條通往美麗叢林的古道，叢林裡到處是野花和小溪。然後兩人回家，繼續工作。寫信。讀他在地窖裡發現的一本蒙塵的蒙田著作，寫下讀後感（他寫道，「那時一如現在，世事紛亂，到處烽火，戰爭升高到獸性的極致。在這樣的時代裡，人生的諸多難題合而為一：我如何才能保住自由之身？」），然後上床睡覺。如此日復一日、週復一週。

　　但這天，他滿腦子難以置信地想著，自己怎會落得這樣的處境。在寫給老婆娘家的信中，他以驚愕口吻激動說道：「我無法相信六十歲時我會坐在巴西的一個小村落裡，讓光腳丫的黑人女孩侍候；離我生活中原有的一切，書、音樂會、朋友、交談，千萬里遠。」他留在奧地利的所有資產，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家族紡織業裡的股份，他辛苦帶到英格蘭的所剩家當（一九三四年第一次流亡後他落腳於英格蘭），在他眼裡都已不屬於他。他一輩子拚命收集的眾多手稿和樂譜，散落世界各地。他一再向人在倫敦的內弟媳表達「我急切的希望，希望你把所有衣物、內衣、亞麻織物、大衣和我們留在那裡的東西都拿去用??算是幫我一個小忙，而日後你會知道，這讓我心情舒服許多。對於永遠無緣再見的東西，我的遺憾就少了一些」。

　　但特別之處在這裡：雖然離開了人生中原本擁有的一切，斯特凡．褚威格斬釘截鐵表示，「我們在這裡極快樂。」風景美，人心好，物價便宜，生活有趣。他和蘿特愈來愈有力量面對這黑暗時期——「唉，我們還想有更多力氣，」他寫道。只有想到吞噬他們舊家園的那種無法言喻的苦難，快樂才蒙上陰影。納粹占領區日常生活的消息，比戰場動態報導更讓他們心情低落。在巴西一派和平繁榮之際，斯特凡擔心世上仍會有數百萬人餓死。歐洲在自取滅亡，巴西安然置身事外，使巴西有權有勢者生起一股新的民族主義，憧憬著自己將成為左右戰局的重要力量。但巴西人的和善不變。他寫道，「真希望能寄給你巧克力或咖啡與糖，在這裡這些東西便宜得離譜，但目前看來那還是奢望。」

　　在貝德羅保利斯鎮，動盪不安的歐洲不在當地人的關心之列，一如過去中國的掙扎求生不在他之類的歐洲人關心之列，而斯特凡．褚威格就困居在該鎮滿眼青蔥的山上。這樣的一種褚威格形象，對今人來說，既讓人難以忘懷，又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位世上最受吹捧的作家之一，自豪於身為歐洲知識界名人和藝術圈名人的橋梁，更甚於自豪於自己的文學創作成就，最終竟落得在龔薩爾維斯迪亞斯路（Rua Goncalves Dias）三十四號，過著他所謂僧侶般的生活。但他寫道，這空間上的距離（他向其出版人所說的，他避難巴西的「徹底幽居」），也使他得以心無旁騖地完成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以及「修訂完」他先前寫的所有東西。他曾告訴某位同樣流亡的異鄉者，在貝德羅保利斯，他周遭的鄉間「似乎被人從奧地利語譯成熱帶語」。隨著維也納的前景更為黯淡，這個城市作為藝術烏托邦的虛構角色，在褚威格眼中反倒更為鮮亮。在這點上，他類似他的老友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曾有人說羅特「愛奧地利之心隨著奧地利的日益萎縮而大幅膨脹，在他的故國消失於世時達到最高點」。

　　當馱著香蕉的驢子從他屋下經過，他的女僕在隔壁廚房輕柔唱歌，褚威格想起自己人生最鮮活的記憶。一八八八年維也納上流人士最後一次聚集於舊城堡劇院（Burgtheater）那一幕，最令他難忘，因為那為他熱中於美感的成長環境留下了見證（這次聚會後，這座堂皇的建築便遭拆除）。褚威格寫道，最後一次演出一落幕，全場悲傷難抑的觀眾全跳上戲台，「從他們所摯愛之藝術家所踏過的木板」撬下一小塊做紀念。那之後幾十年裡，在維也納整條環城大道（Ringstrasse）沿線，裝飾繁複的資產階級家裡，都可看到這些來自城堡劇院的殘片「保存在昂貴的匣子裡，就像聖十字架的殘片保存在教堂裡那般」。褚威格推斷，那簡直是「對藝術的狂熱追求」，並且維也納各階層的人都熱中此道。此外，這一狂熱的執迷使藝術家得以在創作上更上層樓，因為不只賞識，還有吹捧，都能促進創作。他嚴正表示，「藝術一向是在其成為一民族日常關注的對象時達到巔峰。」而當他從書稿上抬起頭時，怵目皆是深綠和金黃的棕櫚樹，草木青蔥的陡丘，空曠遼闊的天空，他驚訝他生命中那些人都到哪兒去了？沒人比褚威格更老於世故。他以為自己已聽遍世間所有聲音，但新居的寧靜，卻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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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一生令我們側目，因為他們的過人天賦——創作或為惡的天賦——令人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引起我們興趣，因為他們如同強效的透鏡，折射出重大時期。

　　斯特凡．褚威格——富有的奧地利公民，到處為家、居無定所的猶太人，著作等身的作家，泛歐人道主義不倦的提倡者，愛結交朋友者，無可挑剔的東道主，家中歇斯底里者，崇高的反戰主義者，虛偽的民粹主義者，神經質的感覺論者，愛狗者，厭貓者，藏書者，穿鱷魚皮鞋者，花花公子，憂鬱症患者，愛泡咖啡館者，與寂寞之人心靈相契者，愛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拋媚眼者，暴露狂嫌疑者，被定罪的騙子，巴結權貴者，捍衛弱勢者，面對年老的摧殘而變得卑怯者，面對神祕的死亡而鎮定自若者——斯特凡．褚威格屬於體現所在環境之魅力與腐化的那一類人。

　　如今，在歐洲許多地方，可買到許多新版的褚威格著作。在法國，他的中篇小說定期重新發行，而且幾乎每次都衝上暢銷書排行榜。褚威格的著作塞滿商店櫥窗和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他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很有人氣，在德國和奧地利有他的書迷。但在英語系世界，特別是在美國，直到數年前，斯特凡．褚威格還幾乎是無人聞問。我成長和研究文學的那些年，從未見過褚威格的作品。我向朋友問起他，結果幾乎個個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我漸漸地清楚，直至一九四○年代初期為止，他的著作，即使在北美，讀者都還很廣；因此，他後來消失得如此徹底，令我困惑，想弄個明白——是什麼因素把斯特凡．褚威格打入冷宮？

　　他的生平事蹟揭露了戰前歐洲的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則披露那一文化被轉化為美洲風格時該文化的遭遇，且這一披露發人深省的程度不遜於前一披露。褚威格的一生，說明了藝術家身處亂世所應負的責任方面幾個永遠存在的問題：相對於對自身藝術創作所應負的責任，個人對蒙受同樣苦難者所應負的責任；政治在人文藝術領域裡的角色；藝術在教育裡的位置。他的事蹟也讓人不禁要問我們如何歸屬於某地，相對於世界主義的理想，個人對家庭與族群之根應負什麼樣的責任。褚威格作品觸動了無數人的生命，還有他在薩爾斯堡的山上，自宅的露台打造的避難所——有歐洲數十位人道主義者和藝術家前來此地，在樹蔭下坐著聊天——使褚威格既是他那時代之重要思潮的催化劑，也是那些思潮的交會中心。他以「該來的躲不了」，作為回憶錄的卷首語。這句引自莎士比亞劇作的台詞，隨著褚威格與現下的步伐一致與否，讓他的事蹟受到不同的解讀。

　　褚威格本人甚至把他從光彩墮入黑暗一事，視為一更大現象的表徵。他在《昨日的世界》開頭斬釘截鐵表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從如此的精神高度，如此嚴重的道德倒退，那是過去任何??一代人都未曾遇過的。」事實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有如此遭遇，但墮入黑暗所帶來的衝擊並未因此稍減。短短幾年間，他就被趕出歐洲藝術名人圈，流離四方，這樣的悲慘遭遇始終讓他覺得驚愕，無法釋懷。「我被拔離所有根基，拔離滋養它們的大地，那是過去罕有人遭遇過的事」，他在一篇有時似乎過於妄自菲薄的自白中如此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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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快離開美國前往巴西時寫下這則自序。當時他住在紐約州的奧辛寧（Ossining），他自傳的初稿就在那裡寫成。如果說他在貝德羅保利斯的家充滿自然野趣且偏僻，他位於辛辛監獄上游一．六公里處，哈德遜河畔小鎮的住所，則顯得寒磣、荒涼。蘿特在寫給英格蘭娘家的信中說，「在奧辛寧，沒有值得一做或一看的東西。」辛辛監獄是唯一讓奧辛寧出名的地方，而她指出，「這事能忘掉最好。」斯特凡的友人、歐洲筆會（European PEN）主席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曾問褚威格為何挑這個「荒涼的郊區」住，擔心那地方會使他情緒更為低落。

　　七月某日下午，褚威格第一任老婆與前夫所生的女兒蘇瑟．溫特尼茲（Suse Winternitz），替斯特凡在拉瑪波路（Ramapo Road）七號這棟房子的草坪上，拍了數張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他一如往常地用心打扮，穿上又輕又軟的長褲、白襯衫、帶小圓點花紋的蝴蝶結。他已五十九歲，但修剪得非常整齊的鬍子，還有從高額頭往後梳、同樣修剪整齊的頭髮仍然烏黑，與他讓人看不透的黑色眼睛相一致。只有眼角魚尾紋和下方曲褶裡擠在一塊的皺紋，洩漏出他的年紀。他身子往前傾，翹著右腿，或許是向與他交談者傾身。在那天所拍的某張照片中，有股緊繃勁使這姿勢顯得很有精神，表示他剛聽到令他關注的事。在另一張照片中，那股勁卸掉了，他看起來就像世上最悲傷的人。在這兩張照片中，他的眼神都帶有吃驚的意味。世人常論及褚威格如鳥般的處世作風。在這些照片中，這隻鳥或許砰一聲，重重撞上誤認為是天空的玻璃。

　　他曾在自傳中論道，「我的一個個今日和每個昨日，我的起起落落，分殊多樣，致使我有時覺得自己這輩子不是只有一種存在，而是有數種存在。」他已被迫「像個罪犯」般，偷偷摸摸地離開那個讓他有幸在其中長大、吸取維也納豐富的文化資源、被欣然納入咖啡館交談圈的「超國家大都會」。褚威格強烈覺得他流亡美國時的人生猶如一場戲，而且他所遇到的人，個個都察覺到他這一心境。一九四一年六月某個晴日，克勞斯．曼（Klaus Mann）在第五大道巧遇褚威格時，曼所長久景仰，視之為「不倦的奮鬥精神提倡者」的褚威格，顯得很怪——不修邊幅、神志恍惚。褚威格想著不為人知的事想出了神，渾然不覺曼已走近。直到曼對他說話，褚威格才「如聽到自己名字的夢遊者」，身子突然一震，猛然變回過去那個優雅的世界主義者。但先前那個失魂落魄的神情，曼永生難忘。幾個星期後，逃難的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與褚威格共進晚餐。褚威格向他問起一直像個影子在過活的人生有何意義，那時，他也見到同樣的眼神。當時褚威格說道，「我們只是鬼魂，或者說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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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褚威格了解到流亡不是靜態，而是個過程。「你才剛開始流亡，」一九四○年他向安德烈．莫魯瓦（Andre Maurois）說道，「你會了解世界如何把流亡者漸漸拒於門外。」這時，褚威格在歐洲各地行走已有頗長時間，因而得以向另一位友人如此簡述他的身分：「以前身分是作家，現在簽證上是專家。」從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他結束旅居奧辛寧為止，加在褚威格英國護照上的諸多領事館蓋章，還有它們的日期、印記、簽名和草草寫下的數字、以符號標記的入境情況和效期，把十九頁的內頁蓋上密密麻麻、艱深難懂的刻印文字，使他的護照類似《天方夜譚》裡，裹著咒文的護身符。

　　什麼因素造就出順遂的流亡？從內在的堅毅、心胸的開通、外在的支持網絡三者的關係，是否可計算出難民存活的機率？為何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爾．楚克邁爾、褚威格友人樂隊指揮家布魯諾．華特（Bruno Walter）在美國如魚得水；而褚威格、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劇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卻幾乎完全無法接受他們在美國的生活經驗？戈培爾嘲笑這一整批流亡作家，稱他們是「休假中的屍體」。這一嘲弄當然說中了流亡者心中的主要恐懼，也是褚威格揮之不去的陰霾：逼人離開家園，使人與過去斷了聯繫，從而使人走上死亡之路。當時美洲大地正在改組的歐洲僑社規模甚大，但此事並未減輕流亡者這方面的憂心。

　　戰時外移的藝術家、知識分子極多，因而有史學家拿此事與拜占庭失陷後希臘學者的外逃相比。褚威格在美洲的生活，為一九四○年代歐洲的破碎心靈漂泊美洲各地時所棲身的那些飯店，套上了一面透鏡——一連串房間，從一不知名之地不可思議地逃到另一不知名之地途中的數百個小站。那些一身寬鬆長褲和臃腫外套的流亡者，聚集在飯店大廳和咖啡館，用他們原來所習用的語言彼此低聲說話——他們逃到稍稍離開市中心的居住區裡，坐在長椅上；在那些居住區裡，更早來的難民所留下的東西、店鋪、名字、建築殘塊，都讓他們想起老家——然後回到他們所無力擺脫的過客狀態，想辦法弄到證件和工作，以及打工證明。

　　布魯諾．華特認為要有愜意的流亡生活，祕訣在於記住「這裡」和「那裡」的區別。褚威格受害於遷徙生活的荼毒，成為流亡失敗者的典範——或許可稱作羅得之妻症候群——他極了解舊家與當下環境之間的差別，因而忍不住回頭望。在拉瑪波路七號撰寫自傳時，褚威格寫道，他一再從他所謂的「絕望深淵」中仰望他已失去的那塊大陸的「那些舊星形」；而在那深淵中「如今，半盲的我們，用遭扭曲、破碎的靈魂到處摸索」。

　　今日是個不斷在脫節、文化價值觀顛倒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裡，褚威格那段看著世界漸漸將他拒於門外的經驗——他的失去家園、語言、文化參照點、朋友、書籍、使命感、希望——似乎不只令人感傷，還令人費解。那讓人想起托瑪斯．曼的哥哥海因利希（Heinrich）的一句話：「被征服者就是最早看出歷史將如何發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