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西方世界的興起

導讀（節錄）

　　《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原書出版至今已經超過四十年，在台灣才首度出版中文譯本，譯者說明本書成為經典的理由，所擔負的責任格外特別。文史領域學術著作的翻譯，並非只是將原書用另一種語文表達出來，而是必須根據原文，透過修辭讓讀者理解原書完整的內容，其中包括譯者自己的詮釋。這使得翻譯工作一方面在過程中要負擔字斟句酌的繁瑣，另一方面還要承受讀者對結果的評價。然而，也正因如此，重要的學術經典需要翻譯，而且不限一個翻譯版本。

　　對於現今的讀者而言，本書的重要性可能來自作者之一的諾思。的確，本書在諾思的學術生涯中有極特殊的地位，作為了解這位當代經濟史學術巨擘的思想脈絡，有很重要的價值。不過，從另一角度想，諾思的學術地位有很大部分來自於他的著作，而《西方世界的興起》在諾思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又是極為重要的一本著作，因此，本文關注的焦點，全放在這本書對經濟史學的貢獻。

　　仔細閱讀本書將會發現，不僅內容精簡，甚至編輯校訂還有些明顯的缺失。如果不清楚經濟史學的發展脈絡，可能無法理解本書的重要性。《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原書名有個副標題「一部新經濟史」（A New Economic History），同樣的副標題曾用在諾思先前出版的另一本書上，也出現在當時一些美國經濟史著作上。書名標榜「新經濟史」，對於現在的許多讀者而言，可能未必了解有何必要，不過作者此舉有其特殊目的，因為就許多方面而言，本書是新經濟史學術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本著作。

　　新經濟史在經濟史學界有一個別名「計量史學」（Cliometrics），是指從1950年代末期在美國開始發生的學術革命運動。從此，許多經濟學者積極利用經濟理論與計量方法研究歷史問題，顯著改變經濟史的研究與教學，造成極為重要的影響。這場革命剛開始僅限於美國，參與的人幾乎都是美國學者，所研究的問題也集中於美國史。第一位把新經濟史應用到英國的人，應屬麥克勞斯基（Deirdre McCloskey），她在哈佛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正是探討十九世紀的英國經濟。這篇博士論文在完成後三年正式出版，號稱是第一本英國新經濟史的著作，時間正好和《西方世界的興起》同一年。

　　如果說麥克勞斯基的論文是把計量史學帶到英國的第一本書，那麼《西方世界的興起》則是歐洲新經濟史的第一本書。諾思在新經濟史革命中的第一，不只這一項。他寫的第一本書《美國的經濟成長，1790─1860》（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出版於1961年，那是1957年革命開始後第一本新經濟史的專書。那本書的內容，是根據諾思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訪問時所做的研究，他計算了美國進出口物價的統計資料，指出美國獨立之後數十年，貿易仍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西方世界的興起》和之前諾思撰寫美國經濟史的幾本書有很基本的差別，那就是這本歐洲新經濟史著作裡並沒有作者自己處理的第一手資料。當然，是否利用第一手材料並不是判斷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不過，當年正在新經濟史革命浪潮的頂端，大家都在極盡所能地利用數字、套用模型，但本書引用的數字資料卻幾乎只以圖形呈現，而且因為歐洲經濟史研究尚未經歷革命，那些數字資料都是新經濟史革命之前的產物。可以說，這本新經濟史是根據舊經濟史時代蒐集整理的統計數據，所做的詮釋性研究。

　　事實上，作者在序言中就先聲明，本書「是一項詮釋的研究──一個擴大的解釋速寫─而非傳統意義的經濟史。它所提供的既非標準經濟史鉅細靡遺的研究，也不是新經濟史精確的經驗主義論證。」詮釋性的研究並不是缺點，不過比較難獲得經濟史學界肯定其原創性價值。但因為作者強調「本書的目標在為歐洲經濟史研究提供新的途徑」，所以「不計較是否符合那些標準形式。它比較像是一份新研究的綱領。」這種創新作法，讓《西方世界的興起》成為新經濟史的新品種。

　　要了解《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學術價值，還可以比較一下之前兩年諾思與戴維斯（Lance Davis）合寫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劍橋大學出版社，1971）。該書的出版，顯然讓諾思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建立起很好的合作關係，所以諾思跨足歐洲史研究的第一本書這麼快就得以出版。雖然諾思與戴維斯合寫的這本書也是以制度作為關鍵因素，而且更早提出「制度變遷」，但是畢竟研究的美國歷史時間較短、年代也較晚，制度的論點合乎學界既有的理解。《西方世界的興起》則須面對更大的挑戰，突破已經很成熟的歐洲經濟史傳統見解。

　　根據諾思自己的說法，他決心要轉而研究歐洲經濟史的時間早在1966至1967年，並為此重新學習分析工具，結果使他的研究生涯徹底改變。他把1971與1973年出版的這兩本書都視為有了新工具後的嘗試成果。其實前者是根據兩位作者多年研究成果所寫成的著作，因此在資料與解釋上都更容易取勝，可是實際上《西方世界的興起》在學術界的影響力更大許多，其中的原因並不難了解。美國歷史從英國殖民時期才開始，因此作為「制度」與「制度變遷」的探討對象，比起歐洲的封建時期到工業革命，那真是小巫見大巫。就以諾思自己的說法而言，之前兩年關於美國經濟與制度變遷的書，應該是寫作《西方世界的興起》前的熱身之作。

　　序言中諾思還開門見山地告訴讀者，「本書試圖成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卻「又非常合乎傳統。」所謂革命性，是指書中提出一套分析架構，不僅是運用經濟理論的新經濟史，更因為所用的理論超越當時的主流經濟學，而且在新經濟史的著作中也具有革命性。為何合乎傳統？因為本書所關注的問題延續許多早期學者的研究。本書討論的歐洲興起，除了少數依賴量化資料表示，其他大部分是描述性的質化分析，因此不論是主題或方法，都更接近傳統的經濟史。

　　這樣的寫作策略，不僅是為了讓尚未經歷新經濟史革命的歐洲學者或歷史學者更容易接受，也因為這時諾思見到美國學術界的新經濟史發展出現問題。1973年，諾思擔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在會長卸任演說中，他一反以往會長經常有的客套方式，以「超越新經濟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4）為題，對新經濟史的發展提出很嚴厲的要求，直指經濟史學者還不夠努力，不僅還未充分利用既有的理論，更遑論建構新的理論。

　　《西方世界的興起》是一本努力「超越新經濟史」的著作。雖然嚴格來說，這本書還未達成建構新理論的成績，不過確實是新經濟史及諾思個人學術發展的新里程碑。這本書不只把新經濟史帶到歐洲，還把新制度經濟學引進歐洲經濟史。書中所言「合乎傳統」的議題，其實是透過當時正在興起的交易成本與財產權理論而呈現的。這對諾思個人而言，是研究方向的重大改變，也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開拓了新機會。

　　當然，《西方世界的興起》是一部經濟史，財產權理論只是其中應用的分析工具，而且書中的重點在於歷史的解釋，並沒有理論的建構。當時，諾思才開始思索經濟史所需的理論，而新制度經濟學也還正在崛起。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其開創性，諾思藉由《西方世界的興起》，讓交易成本、財產權與制度分析在歷史的世界找到機會發揮，開啟經濟史與制度分析合作並進的契機。

序言

　　就某些方面來說，本書試圖成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而在另一些方面，本書其實又非常合乎傳統。本書的革命性在於，我們發展出一個易於理解的分析架構，來檢視和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而此一架構和標準新古典經濟理論一致，且相輔相成。由於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讓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也能看懂（並且希望能夠引起興趣），所以我們避免使用專業術語，以求盡可能清楚與直接地表達。

　　此書又是合於傳統的，因為它建立在前輩們開創的研究之上。這個領域中的學者，很容易看出我們受益於布洛克（Marc Bloch）、契波拉（Carlo Cipolla）、道布（Maurice Dobb）、涅夫（John U. Nef）、波斯坦（M. M. Postan）、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以及波拉克（Pollock）、莫特蘭（Maitland）與史陶伯（Stubbs）等人在法律與憲法領域的經典研究。

　　我們應當強調，這是一項詮釋的研究──一個擴大的解釋速寫──而非傳統意義的經濟史。它所提供的既非標準經濟史鉅細靡遺的研究，也不是新經濟史精確的經驗實證。本書的目標，在為歐洲經濟史研究提供新的途徑，而不計較是否符合那些標準形式。它比較像是一份新研究的綱領。

　　我們必須感謝許多人，特別是長期受苦的同事們，尤其是張五常（Steven Cheung）曾幫我們發展出理論架構；沃夫（Martin Wolf）將他即將完成的法國財政史著作相關手稿借給我們；以及赫利希（David Herlihy）和波斯坦熱心閱讀本書第一篇與第二篇的早期初稿，並給予詳細的建議和批評；而安德生（Terry Anderson）和里德（Clyde Reed）不僅提供寶貴的研究協助，也提供有益的評論。最後，我們要感謝各大學曾經聽取理論議題早期版本的許多聽眾。最終本書的缺點當由我們來負責，然而其中任何的價值應由眾人分享。

　　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研究經費，此書方得以完成。我們對基金會持續的關心與支持致上謝意。

　　特別要感謝尹波拉（Marion Impola），將本書複雜而矛盾的字句，修改為可讀而文意完整的篇章。此外，也要感謝歐森（Joanne Olson）在這方面的協助。

　　為了提高本書的連續性與可讀性，我們寧可承受冒犯一些學者的風險，將各章的資料來源整理為成一份參考文獻列在書末，而文中的注腳僅限於引文與附帶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