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導讀

劉瑞華

　　諾思在1981年出版備受推崇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也離開他任教三十年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來到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當時已年過六十歲的諾思，並非換個環境安享大牌學者的盛名，而是展開一段新的學習與探究，十年之內寫成這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再隔三年，諾思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為「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更新經濟史研究，得以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這本書顯然是關鍵的貢獻之一。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並非一本歷史研究的著作，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兼顧理論與歷史的內容有顯著差異。不過，兩本書在寫作目的上卻有很清晰的關聯，議題上也是延續的。諾思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雖然有意朝向建構一套經濟史理論努力，但是他也坦言該書的內容仍舊不足，還欠缺許多應有的理論，他把著力點放在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加入制度分析，探討影響誘因的財產權理論、執行財產權的國家政府，以及攸關集體行動的意識型態。諾思更在該書裡交代理論之後提醒讀者，他並沒有提出一個滿意的制度供給函數。《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針對這個目標，探討制度的產生與改變，提供更具體的理論要件。

　　為什麼諾思念茲在茲地強調制度？因為他相信這是影響每一個經濟長期成敗的最關鍵變數。1980年代之後，大量有關交易成本與財產權的文獻出現，逐漸形成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諾思在這場學術運動中是結合制度與歷史的主力，他不僅藉由在任教大學中邀請跨領域的學者進行研討，也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制度與決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系列叢書，這一系列研究著作成為新制度經濟學重要出版物，《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本書的重點在建立理論架構，但是諾思還是一如他的各項著作，開宗明義就提出清楚的議題，那就是為什麼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的差距依然很顯著？為什麼貧窮國家不能仿效富裕國家的作法，迎頭趕上？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還是當前全球化經濟的現實問題。諾思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回顧學術貢獻時，以〈經歷時間的經濟表現〉為題，他的見解就是依據這本書的內容。國家如何得以富裕？亞當．斯密（Adam Smith）身處工業革命起步的英國，所寫的《國富論》就是針對這個問題。他清楚指出，生產力增加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在亞當．斯密之後的李嘉圖（David Richard）與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開始擔心停滯與衰退，也就是貧窮的問題。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生產的增加無法擺脫「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因而認為成長有其極限，而且不同的生產因素命運不同，因此財富與所得分配隨著經濟成長會有差異。這種理論到了馬克思（Karl Marx）手上，發展出另一套根據「剝削」的分配理論，用以解釋社會不均的原因。

　　關於成長與衰退的問題，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提出他引領學術進展的見解。當大家已經認識「制度」是國家富裕或貧窮的關鍵時，諾思又開始探索新的難題。制度是人為建立的，而非自然資源或生產關係的「自然」限制。為何貧窮國家不能改變制度，向富裕國家看齊？而且，更難的問題是，即使經過制度改變，移植其他國家的成功制度，卻得到不同的結果？這就是諾思在本書中處理的議題。

　　資源條件相近，長時間之後經濟表現仍然差異很大，制度差異是最可能的原因。如果制度相同或者近似，卻仍然有顯著不同的經濟表現，那會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關係到制度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相信實證分析，用以檢驗理論的假說。新經濟史革命的重要貢獻，是讓經濟史的研究能夠結合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然而，如果實證研究利用某些制度衡量指標作為解釋變數，進行解釋經濟表現的數據，上述的問題就會產生問題，可能讓結論否定制度影響經濟表現。

　　經過198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推展，再加上當時社會主義轉型的現實趨勢，制度分析逐漸成為學術與政策注意的焦點，也帶起實證研究的潮流。當時開始出現大批屬於制度性質的衡量指標，提供量化資料的來源，於是產生許多利用制度的量化指標來解釋經濟表現的實證文獻。嚴格而言，這樣的作法並未適當考慮制度的複雜性質，方法論及實證結果都有爭議。在1990年，經濟學界關於制度的實證研究方興未艾，諾思並不反對這樣的努力，卻已經意識到這樣的研究會誤入歧途，這本書的主題就在於指出制度變遷的路徑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序言

　　歷史很重要。歷史重要的原因，並不只在於學習歷史能夠以古喻今，而是因為社會中制度的連續性，將現在與未來緊密地和過去連接在一起。人類今天與明天的選擇，在過去就已立下雛形。而過去究竟是什麼，唯有用制度演進的故事才能獲得有智慧的理解。因此，將制度的研究和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結合，乃是提升理論與歷史的一個重要步驟。

　　本書的目的，是要為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勾勒出一個輪廓。雖然本書是建立在我過去所做制度研究的基礎上，也是我二十年來主要的關注焦點，但是本研究比以往更深入探討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本質及如何變化。明確釐清制度的意義、制度與組織的分別，以及制度和組織如何影響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乃是分析的主要關鍵。

　　本書特別強調的是人類合作的問題──尤其是有關合作行為如何促成建立經濟體系獲致交換利益。這個問題也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撰寫《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核心。制度的演進會創造有利的環境，有助於用合作方式解決複雜的交換，而促成經濟成長。然而，並非所有的人類合作都對社會有利。實際上，本研究除了解釋成功的情況，也同樣探討制度演進導致的經濟停滯與衰落。

　　我的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以作為發展出一個制度變遷理論所必需的第一步。因此，本書的大部分篇幅用於建立一個分析架構。文中所引述的歷史乃屬說明性質，其作用是展現分析方法的優點，而並不是終究必需的假說檢證。雖然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寫給經濟學者及經濟史學者，但我相信其中論點應當也會引起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興趣。因此，我儘量減少文中經濟學的專有名詞，並且盡力使分析能讓非經濟學者了解。

　　有太多人影響本書寫作過程中觀念的形成，以致不知該從何謝起。本書初稿寫於當我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補助在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 and Science）研究之時。林積（Gardner Lindzey）、史考特（Bob Scott）及幕僚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環境。我特別要感謝貝斯特（Carol Baxter），她耐心地引導我了解不少電腦的神祕，並且徹底改變（改進）了我的寫作方式。當年在該中心的學者如基漢（Robert Keohane）、克瑞斯納（Steven Krasner）、馬希納（Mark Machina）及索克洛弗（Ken Sokoloff），都有助我進行此研究。

　　我特別要感謝溫格斯特（Barry Weingast）和奈（John Nye）兩人。他們和我討論了許多此處呈現的論點，並且多次研讀指正本書的初稿。

　　在撰寫的過程中，我曾閱讀埃格森（Thrainn Eggertsson）對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精彩闡述所成的著作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他的研究澄清我對許多問題的觀念，而且幫助我確立研究的方向。

　　我在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事，如班漢（Lee Benham）、丹造（Art Denzau）、卓百克（John Drobak）、米勒（Gary Miller）及斯科菲爾德（Norman Schofield）都曾審閱本書的初稿並提出寶貴的建議。其他閱讀過本書初稿，也提出過珍貴批評的人，尚有奧特（James Alt）、貝茲（Robert Bates）、艾利克森（Robert Ellickson）、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霍夫曼（Philip Hoffman）及列維（Margaret Levi），然而，我要感激的並不止於這些審閱過初稿的人。過去數年之中，我曾經將本書中的部分論點在各地發表，並且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都有益於我的研究程序。

　　劉瑞華（Ruey-Hua Liu）及特洛斯肯（Werner Troesken）和漢森（Brad Hansen）都是很好的研究助理。安內特（Annette Milfor）則為本書的草稿花費許多心力。

　　最後，更要感謝凱斯（Elisabeth Case）將我寫的字句綴飾成流暢的文章。除此之外，她也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與我共同經歷無數的沮喪與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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