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高爾夫與中國夢：禁忌的「綠色鴉片」經濟

序言

禁忌的運動

　　周訓書還不到三十二歲時，就已達成他在中國貴州省西南偏遠的齊心村孩提時代最大的夢想。但超越兒時夢想已不再能滿足他，他還要更多。

　　他十幾歲時唯一的夢想，是離開齊心村。也許是在最靠近齊心村的縣級城市畢節市找個公務員工作。如果運氣好，他可能到省會貴陽市找工作。對周訓書來說，貴州以外的世界並不存在，至少沒有他容身之地。

　　但這是在周訓書發現高爾夫球以前的事。

　　在二十出頭歲時，周訓書執意離開貴州，在廣州市一個他從未聽說過的地方，找到一座高爾夫球場的警衛工作，而廣州正是現代中國高爾夫球的誕生地。經過八年祕密練習這種外國人的運動後，周訓書的技術已經好到可以在一家高爾夫練習場擔任主管的職務。

　　在這裡工作並未讓他致富，甚至連邊都還沾不上。不過這個工作成了一扇他通往新生活的門。他每天周旋的人都是一種他寒微的出身難以接觸的階層。當然，嚴格說來，他只是為他們工作，但光是與他們朝夕相處就讓周訓書感覺，他總有一天也能過著和他們一樣的生活。

　　也許有一天他能夠自己買房子，把父母從鄉下接來住。也許現在他終於可以考慮找個妻子，共同組織自己的家庭。他相信，高爾夫是他通往美好生活的門票，是他一圓「中國夢」的鑰匙。

　　但中國夢究竟是什麼？從國家主席習近平二○一二年秋季上台，並把中國夢用來當作他的主要政治口號之一後，到處都有人嘴裡掛著這個詞。習近平第一次以主席身分對全國演講時，再三提到中國夢：「我們必須再接再厲、勇往直前，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往前推進，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雖然習近平說他的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它似乎主要是一個中國全球地位的願景，顯然與集體主義有關，多過於個人主義。不過，問中國人中國夢這個問題，你不太可能聽到很多有關軍事力量、國際影響力或國家團結的回答。他們的期待和渴望較為具體、立即，而且—聽在西方人耳裡—出乎意料的熟悉。

　　真正的中國夢與美國夢有許多共通處，而美國夢的代表則是透過辛勤工作與堅忍不拔的信念，每個人不管社會地位如何，都有潛力過更好的生活。雖然許多中國人仍有理由相信人生本來就不公平，但真的有比以前更多的中國人不僅可以夢想，而且有能力期待他們的夢想可能實現。對某個階層的人來說，這個夢想是總有一天他們能買一棟房子或一輛汽車。對其他階層的人而言，可能是為子女提供高等教育。也有人的夢想是，將來他們能生活在一個空氣乾淨、法律系統不貪腐、不必在農場工作的地方。通常這些夢想並不複雜，人們只想為家人、為自己和為後代子孫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兩個世代前的中國，夢想只是人們逃避艱苦現實的方法。那就是周訓書父母輩過的生活，夢幻與現實生活間沒有關聯，夢想是遠離現實的慰藉。現在，中國和中國人發現自己正快速奔向一個大不相同的新未來。

　　高爾夫在中國的興起和成長，就是這種變遷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氣壓計，但它也象徵一個並不浪漫的現實，也就是這個國家從開發中邁向已開發時笨拙而艱辛的演進過程：貪腐、環境汙染、農村土地權的爭議，以及貧富間不斷擴大的差距。高爾夫運動和圍繞它的複雜世界，提供一個獨特的窗口，讓我們一窺這個新高爾夫球場既被禁建、同時又蓬勃發展的國家。

　　二○○五年我初次為ESPN.com報導比賽時，對於高爾夫在中國許多敏感的事所知極少。雖然我初次的報導牽涉伍茲（Tiger Woods）、艾爾斯（Ernie Els）、唐諾德（Luke Donald）和斯科特（Adam Scott）等球員，但我很快轉向以中國剛興起的職業高爾夫巡迴賽為重心，如參賽者都是像周訓書這類鮮為人知球員的歐米茄中國巡迴賽（Omega China Tour）。周訓書和他的同儕絕對是中國的第一代藍領職業高爾夫球員，是一群來自各種背景的新職業運動員，他們的個人歷史是當代西方高爾夫界聞所未聞的。他們曾經是農民、壽司廚師、特技摩托車手、功夫專家，和人民解放軍的士兵，但全都偶然地闖進大多數人之前未見過的一種運動。現在高爾夫是他們可以實現各自較僕實的中國夢的手段。

　　直到不久前，這還是不可能的事。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和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被視為帶有濃重資產階級意味的高爾夫球在中國一直被禁止，一些西方新聞記者甚至形容它為「綠色鴉片」—據說是中國領導人認為會帶來墮落的危險進口物。直到一九八○年代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高爾夫才在中國有立足之地。但在當時，高爾夫大體上被認為是吸引外國投資的方法之一，在政治上仍是禁忌，且直到現今仍是如此。高爾夫背負著精英主義、耗用大量土地與水、使用殺蟲劑和化學劑等惡名，與中國政府理應代表的事物相衝突。在中國打高爾夫球極其昂貴，是名符其實的「富人運動」，因此在許多平民眼中與貪腐有關，一般人認為有錢打高爾夫的公務員一定是貪官，而共產黨也警告黨員不得打高爾夫球。儘管如此，不少中國政府官員喜愛高爾夫，甚至傳聞習近平在長期任職福建省時就熱中這種運動，只是他們絕少公開參與這種資本主義活動。打高爾夫球可能斷送仕途，因此許多政治人物在高爾夫球場登記假名。

　　我開始認識高爾夫的歷史後，很快就了解中國的高爾夫發展實際上與高爾夫本身沒有多大關係。我必須暗中進行大部分研究工作，我的談話有許多不能列入紀錄，特別是我在調查中國高爾夫球場營建業的黑暗世界—我認識馬丁•摩爾（Martin Moore）的世界時。馬丁對於在中國興建高爾夫球場必須用盡心機非常不喜歡—承包商總是想欺騙他，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以及大多數中國工人對高爾夫球場應該像什麼毫無概念—但他沒有別的選擇。在過去十年大部分時候，中國支撐了馬丁逐漸沒落的行業。中國興建的高爾夫球場數量超過世界任何地方。近來馬丁的同事常說，如果你不是在中國工作，就沒有工作可做。

　　過去十年中國確實是世界上唯一稱得上經歷高爾夫球場榮景的國家。雖然疲弱的全球經濟讓許多地方的球場關門，在中國卻有數百座新球場開張。從二○○五年到二○一○年，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增加三倍到超過六百座。這是驚人的成長，尤其是考慮到從至少二○○四年開始在中國興建新球場在理論上是違法的。不過，在中國總有變通的方法，而沒有人比馬丁更了解這一點，他監督建造的高爾夫球場比任何人都多。

　　馬丁在現今可能被視為拓荒先鋒，但在他的事業剛創立的一九八○年代，他從未想過中國這個國家。他對那裡一無所知，然而一九九四年他在因緣際會下來到中國，當他決定把事業重心放在這裡時，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他故鄉美國的市場仍然蒸蒸日上，而且談到高爾夫，共產中國是人們最後想到的地方。現在，在這個眾人都在尋覓長才的產業中，馬丁幾乎是所有人想延聘的第一人選。

　　穿著工作靴、高爾夫衫和棒球帽的馬丁，看起來可能不像在中國的外國企業主管，但很少人像他這麼嫻熟中國錯綜複雜的市場環境。在法規一片混沌的高爾夫球場營建界工作能讓你很快學會許多事。他知道如何與地方政府官員協商，讓他們願意解釋北京的規定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也知道如何管理目中無人的業主，他們對薄酒萊（Beaujolais）和賓特利（Bentleys）懂得可能很多，但對興建高爾夫球場卻一竅不通。他知道如何把工作做好，同時隨時留意「北京的高爾夫警察」。在佛羅里達長大的馬丁並不想學會這些事，但他也從沒想過會在中國追尋自己的夢想。

想計算中國有多少高爾夫人口幾乎不可能。估計的人數從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而實際數字可能介於兩者之間。不管實際有多少人，有一點很明確：根據統計，全國人口只有○％打高爾夫球。不過，無疑的是，高爾夫在中國正日漸成長。但要說高爾夫熱潮席捲全國則是言過其實。中國是以農民占多數的國家，約有七億農民，而且中國有近十億人每天所得不到五美元。簡單的說，大多數中國人可能不知道高爾夫是什麼。他們打不起高爾夫球。

　　有趣的是，這些人也是受到高爾夫球場擴張影響最大的人。在此我應該說明，中國農村土地開發的問題比高爾夫的問題大得多。事實上，高爾夫相關的成長只占商業、工業和住宅開發計畫的微小部分，而後者正不斷改變中國鄉下的面貌。但高爾夫卻占據新聞的版面，因為高爾夫球場往往蓋在貧窮的農村地區，豪宅可能與破陋的棚屋隔著小溪相望。兩個極不相同的世界碰撞，高爾夫仍保有富人運動的惡名。

　　近日的調查顯示，中國農村地區由政府批准的土地掠奪數量，從二○○五年以來顯著增加，全國幾乎近半數的農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二○一○年中國報告的大規模示威事件達十八萬七千件，其中六五％與土地爭議有關。據估計，中國每年有四百萬農村居民的土地遭政府接管，而他們獲得的補償則遠低於市價。政府平均支付農民每英畝一萬七千八百五十美元，然後轉手以七十萬四千美元的價格出售這些土地給開發商。這導致民怨升高。

　　這就是故事談到中國熱帶海南島的荔枝農王立波的時候。在王立波古老的村子美秋村，大多數人仍住有著泥土地板的平房，而且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如此。但在二○○七年，他們遺世獨立的生活方式永遠改變了。一座高度機密的綜合休閒高爾夫球場就在村子邊開張，規模是截至當時世界最大的，而且計畫中包括使用過去長期由美秋村居民管理的土地。部分村民很高興有賺錢的機會，部分村民則抗議要求更多錢，而幾乎所有人都擔心，一旦家族土地的一大部分落到外人手中，他們的後代子孫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美秋村居民，包括村子的領導人，都沒有處理許多錢的經驗，所以錢的湧進造成村子分崩離析。中傷和內鬥此起彼落，撩撥起已被遺忘的家族宿怨。但嘗試從爭吵理出頭緒的王立波，看出這個不確定情勢裡的大好機會。他在二○○七年前從未聽過高爾夫，但他家人的前途無可逃避地全取決於毗鄰的這家龐大的高爾夫球俱樂部。

　　本書談論三個人—兩個出生在中國，另一個從未想過他會落腳在這個國家—他們發現自己不知是偶爾或命中注定，都捲入高爾夫球運動東移這件事。王立波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接受他家後院的高爾夫球開發商。馬丁只是想盡可能把握產業的榮景，愈久愈好。而這一切的核心則是周訓書，他從農民變身安全警衛、然後職業高爾夫球員的故事，是絕佳的拍電影題材。

　　周訓書在二○○六年夏季進入我的生命，當時他是我在歐米茄中國巡迴賽上海站訪問的幾位中國高爾夫球員之一。他精采的故事以及他敘說的熱烈方式吸引了我，所以就在那年冬季我問他是否願意讓我整個冬天跟隨他。很快的，我發現自己和他在中國各地高爾夫球場附近的鄉下城鎮，合住廉價的旅館房間。在中國巡迴賽的其他高爾夫球員認識我之前，他們都以為我是周訓書的教練，雖然整個巡迴賽中沒有任何高爾夫球員請得起教練，像周訓書這樣出身寒微的球員就更不用說了。剛開始，每當被問到我的角色，周訓書總是故作神祕介紹我是「我的美國朋友」。

　　而且真的是，那就是我後來變成的角色。我得承認，我違反了報導的基本守則—開始在乎誰贏誰輸。我愈深入認識周訓書，就愈難不為他加油。所以我在那個球季之後很久還一直跟隨他，甚至我在他的婚禮上還用我彆腳的中國話舉杯恭喜他。

　　周訓書就像平常人一樣，他喝酒、會咒罵，他有個人的缺點，但他也辛勤工作，而且誠實正直。和現代中國一樣，周訓書充滿矛盾。他很好強，但也容易相處；他不愛張揚，但有話直說；充滿信心，卻又很謙遜。自尊心強到不願開口要錢，太心直口快而不會討好贊助商，所以周訓書在中國巡迴賽一路都自己支付費用。他贏過比賽嗎？也許有，也許這並不重要。對我來說，不管贏或輸，他是真正中國夢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