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以「法律人」（lawyer）的專家身分與職業認同來進行法律研究，相較於以法律人類學觀點、引入不同於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方式為之，這兩種研究與思考方式，有何相異之處？這是我自1997年在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進入了萬安黎教授（Professor Annelise Riles）的課堂：「法律人類學與法律民族誌研究」（Anthropology of Law and Ethnography of Law）時起，直至今日，在法律系所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時，一直思考著的問題。本書所收錄的論文，代表我近20年來，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思考成果。我謹以此書，向當年引發我的學術研究興趣，並引領我走上教研生涯的萬安黎教授致上萬分謝意。同時，我也向在這趟正在進行中的學術研究旅程，與我相逢相識、且慷慨分享對於法學跨界研究想法的諸多研究前輩和優秀同儕們，深深致謝。我認為，紛爭的發生，絕不可能如同法學教科書的實例演練題一般，得以自行割裂為不同單元的部門法律，例如民法、刑法、公法，甚至是更加細緻的法律單元。但是，當實際以法律來解決紛爭時，勢必須把紛爭給「法律」化。亦即，使用法律知識系統與法律技術，將紛爭中的「人」與「事」進行分類，然後再依法予以適當處理與安置。在這個過程中，經常產生因為過於專注處理被法律知識系統「單元化」、「片段化」的紛爭，而無法顧及紛爭的整體脈絡（包含社會、文化、經濟物質條件等等）對於具體紛爭的影響。法律人類學，對我這個受過傳統法學教育的lawyer來說，正是一門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識系統的特性、熟稔某項部門法律的法律技術後，能夠協助我在法律知識系統內與外，來回逡巡觀察某一具體紛爭中，哪些是法律「能」、與「不能」解決的問題；爾後，帶著這些對於法律之「能」與「不能」的研究分析，繼續往前探勘法律知識與法律技術之續行建構與重整的學問。
「法律」，從何時、何處開始？法律是否僅起始於我們所熟知的解決紛爭正式場合──「法庭」？從法律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法律絕不只僅發生在法庭之內。那麼，從一個法律人類學家的眼光所看到的法庭「內」與「外」，對於各種不同角色的「行動者」而言，法律知識與法律技術，對他�她們的行動，有著如何的影響？法律人類學是否可以為法庭內與外，關於法律知識與行動的分析，找到一個兼顧法律知識、法律技術、並得以涵容整體社會與文化脈絡的詮釋觀點？本書指稱的「法律知識」，不僅指傳統實證法學的法條知識（doctrinal knowledge），它包括了不同的行動者，含當事人、法律學者、司法實務家、與運用法規處理個案的各方行動者等所認知的法律知識。而本書指稱的「行動」，也不僅止於當事人到法庭解決紛爭時所採取的策略、或法律的若干強制性要求；本書所探討之「行動」的內涵，當不限於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進行政策面或立法面的督促、倡議，也包含了從法律人類學的眼光來看，建構出前述法律知識的現象（phenomena of legal knowledge）所進行的各種行動。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本書規劃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法律人類學、法律知識、與法律技術的理論、方法與實例」、第二部分為「法律知識與法學教育」、第三部分為「以法律技術觀點看民事程序」。本書希望透過對於法律人類學的初步理論與研究方法之探討、將之運用在部門法律、法學教育等具體事例，以提出一個從事法律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與認識論的基礎，促進法律跨界學術合作的理解與對話。
郭書琴
2016年3月12日
於臺灣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