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節錄）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
有沒有一個文學作品曾經讓你失眠、心悸、坐立不安而念茲在茲？然後迷失在文字的苦海不能自拔卻又無路可逃？法國文論家愛蓮．西蘇（Helene Cixous）曾經引述卡夫卡（Kafka）的書信，論析「殘酷閱讀」的境況，一些作品彷若利刃一般插入心房，彷彿災劫、如同自殺，沒有給予任何甜美的快感，卻敲打腦袋致命一擊，情緒晃亂、思慮震動，片刻不能停止或靜止，然後重新發現了自己和生命的所在，祗有這樣的書才值閱讀（頁一七─一八）。說起來有點玄幻不可思議，閱讀是一個死亡和再生的過程，目的是讓我們醒悟於日常的慣性、沉冗與平庸，承受當頭棒喝，猛然驚醒於個體存在的形相及其卑微，這樣的書不容易尋找，這日子卻讓我碰到一本：潘國靈的首個長篇小說集《寫托邦與消失咒》，夜裡失眠的時空總會回閃那些片斷和字詞，明明那是一個基於現實的虛構世界，偏偏血肉相連，割不斷、理還亂，一切從「矛盾的悖論」（paradox）開始說起三個關鍵字：文本互涉、場所、書寫……
開放與私密：文本互涉
第一個關鍵字是「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法國文論家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俄國理論家巴赫汀（Bakhtin）的觀點，結合法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有關「文本」（text）的闡釋，提出所有作品和言說都是一種文本互涉的存有，從縱向的歷史與橫向的社會、從作家的書寫到讀者的閱讀，都是無數文本的轉化和嵌入（頁三五─三七）。克莉斯蒂娃論述的是文學原理和語言學（儘管許多人誤以為修辭手法或文學技巧），潘國靈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採用「後設」的策略，將「文本互涉」的情態轉換而成小說的構成，刻意大量的引用和鑲嵌幾達鋪天蓋地的程度，以「他者」（The Other）的話語浮出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言說，形成一個表面文本開放、內裡其實非常私密的書寫體系。是的，潘國靈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有三個人物、兩段情感故事，作家遊幽為了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自行失蹤，他的愛人悠悠四處尋找，為了進入他的創作生命而來到了「寫作療養院」，療養院的看守人余心一邊帶領悠悠遊逛不同的房間和角落，一邊勾畫處身的城市景觀，於是，幾條線索扣在不同視點的轉換，共同砌出一座沙城的社會鏡像與歷史命運，它的「潛文本」（subtext）就是「香港」！然而，潘國靈又不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個「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樓台或迷宮，層層疊起迂迴曲折的各式話語，通篇密佈古今中外的文學、哲學、心理學、繪畫、電影、神話、文學及文化理論的引述，包括波赫士、羅蘭．巴特、杜哈斯、吳爾芙、艾慕杜華、聖經、馬格列特、高達、米蘭．昆德拉、傅柯、西西、村上春樹、尼采、紅樓夢、王文興、尼金斯基、Ouroboros，Narcissus，Peter Pan……這些繁雜文本的穿插，是故事情節結成的部份，以很割裂的形式構成無法割裂的狀態，使《寫托邦與消失咒》變成了「文本萬花筒」，潘國靈把玩猶如七色玻璃的拼貼，旋轉幻變的流光！這樣的取捨，想像的原因有二：一是書中三個角色都是寫作人的身份，不能避免游弋於浩瀚的書海，二是作者本人除了文學創作外，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評論人，文字一直穿梭於古今中外的論述；基於這兩個設定，我便有理由相信，小說的三個人物其實都是一個作者的分裂化身，何況潘國靈互涉的文本還包含自己過去的創作如《親密距離》、《無有紀年》、《靈魂獨舞》，甚至早期的《病忘書》與《傷城記》！基於第三個邏輯論辯，我更確定《寫托邦與消失咒》其實是作者本人一次自我迷失與尋找的啟蒙旅程！
異質空間：寫托邦與沙城
第二個關鍵字是「場所」（locale），事件發生的所在地。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在論及「駁雜地形學」（heterotopology）的時候指出，理解當代世界的方法是從「空間」出發，探討空間如何形成？空間與空間之間怎樣連結？建構了甚麼人際關係？其中更提出「異托邦」（heterotopias）的混雜形態，它是一種「異質空間」（heterogenous space），跟「烏托邦」（utopias）是鏡像關係——如果說「烏托邦」是一個無何有之鄉，不存在現實卻又處處反映現實的匱乏和欠缺，藉此美化「理想地」的追求，那麼，「異托邦」就是鏡子的對立面，帶有「他者」（Other）的屬性，照見自我的存而不在，I find myself abs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I am（頁三五二），是鏡子的另一端，反照自我身處的真實所在，同時看見鏡中的自己及鏡面的存在，並在這虛擬的維度直視周遭的環境（頁三五二）；「異托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以迥異的形相分佈不同的角落，有些是禁地，有些是異類場域，像墓塚、監獄、精神病院、療養院、妓院、博物館、殖民地等等（頁三五三─五六）。《寫托邦與消失咒》滿是異質空間，其中互相對照的是「寫托邦」和「沙城」，前者類近一個虛構地方，後者便是香港的「變體」。潘國靈在小說開首的章節即描述「寫作療養院」之所在，是一個「應許地」、「中途站」，隱喻「烏托邦」的色彩，裡面住著自願前來的作家，服用維持寫作慾望的藥物「花勿狂」，是一處「不知實存還是虛構的『寫托邦』（writopia）國度」，不在水上、不在山中，在一個極限盡頭、一個失樂園，寫作人寄居其中，以「文字」作為建築材料，搭建自己的房子和堡壘，是俗世無處可逃、最後匿藏的洞穴或迷宮，四周是房間與牆的幽閉空間，最後成為終老的棲居地；所謂「沙城」，是小說故事發生的現實與現世場景，根據作者的地貌描寫，依稀可以辨認旺角、油麻地、將軍澳等香港區域，到處都是鋼筋水泥的建築、遊玩的樂園、購物商場、公共交通樞紐，同時也是主角遊幽和悠悠日常生活的家和「華麗安居」，生活破碎，人際關係疏離，大眾遵行起承轉合的生命歷程，從出生、長大、工作、賺錢、置業、結婚、養家、生兒育女到老死，溢出這些規條的容易被視為異類，行動講求效益、生活追求舒適，在父母、朋友、同事、伴侶，甚至敵人的人際網絡裡，織縫牢不可破的身份分配和責任，是男主角遊幽極力逃逸的地方，也是一座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然而，另一方面，在我個人非常主觀的閱讀過程中，「寫托邦」與「沙城」還鬼魅地迴響了兩個經典的文學文本：西西的《浮城》與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作者繼承前者的寓言結構，以「他鄉」說「故地」，將「香港」化成隱喻的載體，同時又借用了後者的「二元結構」或佈局，以一虛一實的空間或世界共同顯影香港的社會實況。無論「寫托邦」還是「沙城」，都是傅柯所言的「異質空間」：一，隱伏危機，所以主角遊幽失蹤了、許多歷史事物被消失了；二，個體行為異常，像遊幽的反抗世俗、世俗者的功利主義；三，充滿禁忌，像對「六四」、「23」等數字的敏感和忌諱，從而消滅；四，矛盾並置，像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中與西、真實與類像、封閉與開放等等生活文化。從這些脈絡看來，潘國靈筆下的「寫托邦」和「沙城」其實也是一個鏡子的重像關係，彼此折射人處其中的欲求不滿與內外掙扎，以及生命的流離失所和自我放逐！
道成肉身：書寫與疾病
第三個關鍵字是「寫作」（writing），及其引發的疾病隱喻。西蘇認為「書寫」是一種爬落梯子底層的狀態，不斷下沉才能到達靈魂的深處、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尋覓並發見那些未可預知的領域，而且沉到底層必然轉身攀爬上去，這便是「昇華」的時候（頁五─六）；西蘇又說「寫作人」必須活於極端的生命之中（live at the extremity of life），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才能超越常人不能超越的，以「我寫，故我在」來明證自己，因為「寫作」源於死亡與失去，失去至親、愛情，便以文字填補那些空洞和虛空，延續生命、克服恐懼、戰勝憂患和記錄傷痛（頁一○─一一）！此外，「寫作」必須幽閉，在高牆和樓塔之間禁錮靈感的思緒，忘情也忘我的投入筆下的世界，讓自己方生方死、輪迴再生，然後成就也留下作品（頁二七─二八）。《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本關於「寫作」的論述，以「作家」作為人物切入書寫的世界，揭開各樣因寫作而來的心理、生理、社群或人際糾纏，例如不能依靠「寫作」維生和界定自我，寫作人如何尋找身份、堅持意向、抵抗外來壓力？「作家」到底是甚麼人種或物類？在現實種種捆綁、扭曲、異化和妥協的規範下，寫作人的「烏托邦」究竟在哪裡？假如為了堅守寫作的陣地而脫離世界、傷害愛人，作為基本的「人」又如何取捨？書中的遊幽夾縫於城市生活的瑣碎與寫作生命要求的專注，選擇了離群索居，再自我流徙，「以四海為家，以四圍為界」；失去了愛人的悠悠留守「寫作療養院」，立意要將遊幽的情話寫成傳記，作為「重新擁有他的一個方法」！就這樣潘國靈展開一幅一幅「寫作」的版圖：它是一種執念，用以對抗世界的氾濫與庸俗，也是一種不能抵抗的慾望和誘惑，彷若藥物帶來的幻境和快感；它是一種儀式、信仰、救贖、自我構成，是生命書寫的附魔狀態，甚至是病、是身體的一部份，寫作跟身體息息關聯、呼吸與共也禍福相連，既可療癒又可戕害！此外，寫作猶如「愛情」，充滿徒勞與塗抹，不是能愛便能獲得，不是失去便可以彌補，用盡力氣與花盡心思可能還是一無所有，但仍然能夠寫下，卻是唯一擁有對方的憑藉，很矛盾和解構，卻是書寫與愛情共有的本質！最後，寫作其實是一趟自我消失的旅程，在迷途中掉進懸崖或囚室，或迷失於網絡世界，以書寫善終！
隨著「寫作」而來的是「病」（illness），各樣身體、心理、精神和社會的病，及其種種藥物效應，像因失眠而服用的「白瓜子」（安眠藥）、因抑鬱症而來的胃酸倒流，還有癲癇症與痙攣、亢奮與疲憊、Depression與脾臟沉降，還有菸葉、大麻、罌粟、酒精、咖啡和迷幻藥，甚至「寫作病」，一種自閉、自疑、焦慮、驚恐的症狀，體力與心力透支的盡頭是人的解體，肉身最後消失。美國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說過，「疾病」通過身體言說，將精神和人性心理變成戲劇化的語言、一項自我表述，不同性格導致不同病理，於是疾病也宣示性情，另一方面，「流行病」是社會動亂的表癥，呈示宗教、道德與公共秩序的失衡（頁四四─五八）。《寫托邦與消失咒》呈現大量的「疾病」書寫，既聯繫個體的生理失調與生活壓力，也環扣社會、政治、經濟、人際關係的腐化和侵蝕結果，個體的病、群體的隱患、城市的不健全與病態，連成一線，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潘國靈筆下的沙城（或香港）充斥過度發展的消費與浪費、政治的壓抑與禁制、文化的稀薄和功利、社會的分歧和貧富不均、族群的決裂和孤絕等等積勞成疾的病變，而當這些人與城市的疾病變成絕症以後，便祗有消亡的終局，因此，在遊幽失蹤後也預示了「沙城」即將的殞滅！
潘國靈寫道：「他在，又不在。眼睛盯著前方，但又有一種渙散。渙散是於我而言，他其實在對焦另一個世界，或者可以說，生活在他方。」像這樣相反相成的「悖論」，貫穿了整個小說的核心與外圍，而當無數弧線重疊的時候，核心的外圍也是核心的內圍，於是，寫拓邦與沙城，書寫與疾病，潘國靈跟他消失的角色，還有我這個讀者（同時也是一個作家的身份），都被捲入了複像與疊影之間：「真身與影子、後方與前方、演員與觀者、光與暗」（書中悠悠的敘述）！正如傅柯所言：I see myself where I am not，如果「文學」也是一面鏡子，它的殘酷就是照見了眾生的極端生命！
洛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