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古希臘正義觀：荷馬至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價值及政治理想

導論（摘錄）

　　「正義」，這是個眾人熟悉且朗朗上口的詞彙；近年來各種不同形式的正義不絕於耳，例如司法正義、程序正義、實質正義、土地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分配正義及修正或矯正正義等。我們或許或多或少能對這些不同正義觀的內涵說出一二，然而我們可能不知道，這些正義觀皆是植基於西方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文化傳統裡，可回溯至西方文化思想的源頭—— 古希臘。正義在古希臘的文化中原是一神祇名，Dik?，祂是宙斯與塞迷絲（Themis）之女，且是合宜女神（The Horai）之一。合宜女神除了皆有春天生機盎然的意涵外，亦有著濃厚、顯著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旨趣。祂們的現身表示了社會公平、秩序及平和的狀態。近代以來，正義女神的形象多被認為具有三個主要特徵：右手持劍、左手捧天秤及雙眼遮蔽。劍表示法律或法庭的強制力量，天秤度量正反雙方的意見，遮眼顯示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祂的角色是維繫社會秩序與祥和，並在它們遭到破壞時能以其判斷與仲裁使之恢復。

　　本書的主旨是藉由爬梳及探討部分古希臘文學、戲劇及哲學的文本，以了解正義這個概念在詩人、立法者、劇作家及哲學家眼中具有的意義功能為何。涉及的文本設定在西元前八世紀至四世紀的作品，即從荷馬（Homer）的史詩開始，至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倫理學作品結束。這五個世紀的範圍，正是古希臘城邦政治從氏族政治逐漸萌芽、茁壯、成熟及衰敗的過程，且在此歷程中，正義的倫理及政治的意涵極為凸顯。任何一種政治體制的城邦為維持城邦秩序，皆需求助於正義。

　　關於古希臘正義觀的流變，中西方學者皆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及提出相關的詮釋，大致有兩種理解：其一是將流變理解成發展與進步，例如E. R. Dodds教授，認為古希臘的倫理道德及宗教文化的發展，是從羞恥文化進入罪惡文化的歷程。在荷馬史詩清楚可見羞恥文化，英雄們為了維繫個人的優秀（aret?），無法坐視個人的榮譽（tim?）被不當剝奪，因為被剝奪榮譽是身為英雄的恥辱。這個文化隨後被罪惡文化取代，後者強調犯錯必須接受懲罰，無論懲罰是在今生（如赫希俄德的主張），或在來世（如柏拉圖〔Plato, 424-347 BC〕的描繪）。Dodds教授的主張得到A. W. H. Adkins教授呼應，並認為羞恥文化是古代的文化，而罪惡文化是現代的文化。

　　然而，若我們審視古希臘倫理文化的發展，其實無法得出Dodds及Adkins兩位教授所主張的從羞恥文化到罪惡文化的發展歷程。因為就算在赫希俄德及柏拉圖的思想裡有著罪惡及懲罰的概念，也不表示兩位詩人之間的艾斯曲婁斯（Aeschylos, 525-456 BC）與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生於515 BC），以及柏拉圖之後的亞里斯多德，亦特別看重罪惡及懲罰這兩個元素。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尼科馬哥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第四卷關於「雄心」（megalopsuchia）（1123a-1125a35）及羞恥（1128b10-35）的論述，皆顯示古希臘倫理文化發展至亞里斯多德並未轉化成罪惡文化。此外，將柏拉圖的倫理學思想單純地理解為罪惡文化亦有不妥，因為他在《高爾奇亞斯篇》（The Gorgias）讓蘇格拉底以羞恥感來說服三位對話者追求正義及避免不正義（494d）；此外《理想國篇》（The Republic）卷四言及「激情」（thumos）與羞恥感的關係，並說當它成為理智的幫手有助於維持靈魂的秩序與和諧；卷八進一步強調thumos與榮譽名聲的追求有關。這兩部對話錄雖皆言及來世懲罰的概念，但就此斷言柏拉圖的倫理學思想具有罪惡文化的特色，似乎過於躁進，畢竟他在這兩部對話錄裡多次強調羞恥感對人的倫理生命甚為重要。這顯示了舊文化觀被新文化觀取代的主張，對古希臘文化流變，特別是正義觀的流變，並非是妥適的詮釋。

　　此外，德國古典學研究者B. Snell教授論述古希臘靈魂觀時，亦抱持著進步觀點來理解古希臘文化的流變，他認為荷馬史詩如《奧迪賽》（Odyssey），看不到道德推論的元素，英雄的決定——如奧迪修斯（Odysseus）的抉擇——皆是出於直覺。此觀點獲得崔延強教授的認可，在《正義與邏各斯》一書中他寫道：「從荷馬到赫希俄德表明了一種使世間道德——法律秩序——逐步合理化的趨勢在不斷地得以發展，但真正成為一種自覺的現實活動是在希臘步入城邦時代之後，……」Snell教授的主張主要建立在康德倫理學及廣義的義務論，如效益主義的基礎上，這類的倫理學思想強調道德判斷的有效及正當，必須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然而為求道德判斷具普遍性，經常遭致的結果是道德判斷是在去文化及社會脈絡下進行，與行為者的倫理生命失去連結。這帶領我們進入對第二個「流變」的理解。另一個關於「流變」的理解，則不認為進步發展是對古希臘倫理及政治文化的適切理解。抱持此詮釋立場的學者咸認為：詩人、立法者、劇作家及哲學家在作品裡提出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觀點，是針對他們各自身處之政治社會的回應與反省；換言之，任何一位作者提出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觀點，都具有文化及社會關連性；對任何一個文化裡的倫理及政治觀念的探討體察，不能以去脈絡化的方式進行，因為這些觀念不只是等候分析研判的理論，它們是扎實而活生生地被當時的人們，在某一特定的時空背景、倫理文化及社會架構中運用。因此在理解這些觀念時，若忽略它們與其所在之社群文化的緊密關係，極可能會曲解這些觀念。由於倫理及政治觀點與社會文化密不可分，不同文本的主張，便與作者所身處的政治社會及面臨的問題有直接的聯繫。這使得前一個「流變」所謂之線性發展進步，變得不甚適切，因為在古希臘的文化歷史演變中，我們見不到倫理政治觀的線性發展趨勢，反而是在每個階段、不同的社會結構中，這些觀點被作者用來反省及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各領域問題。

　　不過，「進步」這一概念並非在此歷程中無足輕重，例如aret?（優點、優秀或德性）的內涵演變，便可看到進步的徵象。原本它在荷馬史詩裡只適用於特別族群——貴族及英雄，因為這個字在字源上與aristos（最優秀的、最高貴的）、aristeu?（表現最佳）及areta?（興旺、成功）等字相近。然而在隨後的文獻，例如赫希俄德《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中，aret?一字更擴大用於辛勤與大地及天候奮鬥的勞動者，戮力工作者即擁有德性與優秀之人。然而這不表示，aret?這個概念——指一事物或一個人具有的優秀特質，且藉此特質該事物及人能充分表現與扮演其功能與角色——有實質的改變，無論用於貴族與英雄，或用於勤苦的勞動階級，aret?根本上都是指一個人具有的優秀特質。「進步」這個詞在此意義下便不是意味新取代舊——前者具有後者全沒有的內涵，且後者徹底被棄置；反而是，同一個倫理概念在不同的時代及社會脈絡裡，有不同的應用。

　　審視這兩種詮釋，本書採取第二種立場為論述古希臘正義觀的基調，因為我們始終認為，反省自己所處時代中所面臨的各方面議題，並針對問題提出解決之道，是每一個時代的作者所表現的關懷，無論創作形式是文學、戲劇或哲學。欲理解作品中的倫理政治觀，絕不可無視於作者的個別時空背景。亦即，對所有相關概念，如德性、道德推論、秩序、正義等，皆須置於時代前提下才可確切把握。換言之，我們對於書中所選擇之文本的理解，除了文本內部的證據，亦須將外部證據納入考量。唯有如此，我們對古希臘正義觀的析論，才能有時代、文化及社會向度。此外這個論證的立場與方法選擇，也影響到書中對於欲探討之相關文本的篩選。詩人、立法者、劇作家及哲學家的文本，是針對作者實際面臨的政治及倫理問題進行思索與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