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公共組織管理的相關議題，一直是我鍾愛的研究領域，若自1997年就讀研究所碩士班開始算起，在這個研究領域探險的時間已近20年。在這段人生的美好歲月中，更莫約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是以基層公務員的角色，在行動中觀察和理解我的研究對象──公務員、行政組織和行政制度。從個人有限的經驗來看，絕大多數公務員或行政組織每日的工作生活，就是在處理來自政務人員、民眾以及個人（組織）專業責任的各種要求中度過。每一位公務員或每一個組織都自有一套能在重重的回應壓力中，找出平衡與生存之道的生存法則。然而，個體理性的行動未必能帶來集體理性的結果，以同樣的邏輯來理解公務員和行政組織的行為也應可推導出類似的結論，亦即個別公務員或行政組織理性的回應行動，未必能帶來國家和社會整體理性的結果。因此，如何讓個別公務員或行政組織的回應行動，能為國家社會帶來最大公共利益結果的均衡，就成為影響本書研究視角和論述的主要思想理路。
我向來不掩飾自己信奉組織是社會建構的實體（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觀點，組織乃至在組織中生活的個人，其所謂理性及其理性行為都是社會建構後的產物。在這個觀點下，理性並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必須回到行動者所處的系絡中理解與詮釋，才能理解行動者的選擇及其行為。受到這個社會建構論假說的影響，本書選擇採用混合研究途徑，連結邏輯實證和詮釋等兩種研究途徑的優點以及避免個別研究途徑的限制，以歸納和演繹我國行政系絡下官僚回應性問題，特別是討論公務員如何回應政務人員、公民與專業責任等多元要求產生的不一致與平衡的相關問題。本書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等多元方法的運用，蒐集與分析中央與地方公務員在處理臺北市敦化南北路自行車道、政府資訊公開、新聞聯絡工作以及人民陳情案件等業務過程中所碰觸的回應難題和公務員的回應方式。此外，本書雖選擇以官僚（bureaucrats）的字詞來稱呼公務員（administra?tors），但用詞本身並無任何貶抑之意，選擇該詞的用意僅在突顯民主政體中公務員需回應多元要求的獨特性。然而，無可諱言地，混合研究途徑究竟是如何混合的本身就是一個主觀的選擇，從這個視角所呈現出的研究成果，所反應的也不過是作者個人的觀察與詮釋而已。因此，通則性與一般性不是本書理論建構的目的，透過對臺灣官僚體系的經驗研究找出能獲得共鳴的理解才是。我也深信只有在某個共同理解的基礎上，本土行政學的發展才有深化和茁壯的可能，期望本書的內容沒有讓自己和讀者失望。
一本書能夠順利付梓，要感謝人實在太多。我首先要感謝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的陳敦源老師，感謝他在我離開公職轉進學界服務的第一年，就邀請我參加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計畫，讓我有機會和同是政大的朱斌妤老師、黃東益老師、蕭乃沂老師、陳恭老師、世新大學的廖興中老師以及中心的諸位老師們共同合作與學習，讓我深刻理解到從事學術研究應有的提問思路和解答方法。其次，我要感謝國發會、科技部以及國立空中大學對於研究經費的支持及許多同仁們不吝給予的行政協助，若沒有各位的支持與協助恐怕也無從蒐集本書撰寫所需的許多寶貴研究資料。再其次，我要謝謝空大張繼昊前校長、陳松柏校長、唐先梅研發長和公行系許立一教授在寫作過程中的關心與支持，以及淡江大學曾冠球教授閱讀初稿和無私分享心得的情誼，同時也謝謝翰蘆圖書發行人洪詩棠先生和編輯彭筠小姐在本書出版的協助。最後，我要感恩我的父親廖修桐先生和先母吳雪珍女士對我無私的愛與包容，更感謝我的內人牛萱萍小姐以及兩位可愛的寶貝──邦宇和彗妏，感謝他們陪我度過寫作的低潮，並和我一同分享生活中的喜悅。特別是萱萍在照顧家庭之際，還充當我的研究助理，協助亟需耐心的文字校對和整理經常惱人的參考書目，若沒有她的體恤和協助，本書不可能完成。從過去200多個孤寂的黑夜與晨曦中，學到的是自己的渺小與無知。因此，若本書有任何小小的貢獻，皆是得益於大家的協助才有的成果，而作者理應承擔所有的文責，衷心期望各位學術先進能不吝給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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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洲棚謹識
2016.8.1于桃園八德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