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於前清宣統二年庚戌十月二十日（西元1910年11月21日）生於江蘇無錫，1998年12月19日卒於北京，享壽八十八歲。錢氏出身江南書香之家，從小受到中國傳統經典的薰陶，少年時又有機會入教會學校，打下良好的外文基礎。年甫及冠，考進第一流的清華大學外文系就讀，在校期間，從眾名師遊，更有博覽群書的機會，使他在校期間不僅所寫詩文崢嶸，而且已能發表具有批判與識別眼光的考據文字。 畢業之後，考取庚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入讀於愛克斯特學院（Exeter College），獲得學位後又留法進修一年。如此充實的學歷，益之以深厚的稟賦以及後天的勤奮，使他成為罕見的奇才，在國際上被稱為「很可能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博學之人」（arguably the most learned man of let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其實，就兼通中西學問而言，他很可能是二十世紀最博學之人。在他的時代，單就國學來說，尚有不少非常博學之人，但絕無能像錢鍾書那樣兼通西學之深；單就西學來說，西方博學之士固然屈指難數，但難能兼通中學。錢鍾書作為兼通中西學問的大家，謂之空前絕後並不為過。空前，因中國前乏西學，更少通解西學之人；絕後，來者固然必有聰敏絕頂之人，然時代劇變，家學已成絕響，教會學校不再，錢氏所具備的後天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在現代的社會背景與教育制度之下，可以預知像錢鍾書這般學人，已隨風而逝，不太可能再現了。
我平生讀史每恨僅能從不完備的文獻中揣摩情勢，遙想古人古事。今錢鍾書已成古人，回首前塵，慶幸曾與錢先生音容相接，故不僅能讀其書、知其人，亦曾親聞其咳唾，聆聽其言、得觀其行。十餘年之間，雖天涯相隔，僅有四次趨府侍談的機會，然書信往還不輟，仍保存錢先生許多長函短簡，筆墨親切，溫語獎飾，屢言吾儕交誼，心殊感之。錢先生在《談藝錄》新版引言中提到我，說是「遠貽新刻，濟吾所乏」。我於通訊時，偶而寄書與文給他，但他從不開想看的書單，我只有想當然耳。有一次，他來信說：「上周加拿大學人來贈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述猶太人移殖美國事，頗饒趣味。先生博覽，想早寓目。其導言中引Peter Gay,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不意今晨忽奉遠賜此書，故人深情厚意，大似telepathy, E.S.P.，所謂心心相印者，非耶？」 真是巧極，後來我又寄他蓋彼得著作多種，他尤喜讀我最欣賞的蓋著《史學風格》（Style in History）一書，並加援引。
我最早讀到的中書君詩是，「白行簡〈三夢紀〉云有兩相通夢者，因廣其意：My dream thou brok’st not, but continued’st it Donne. The Dream. 夢鄉分境隔山川，蝴蝶莊周各一天，安得五丁疏鑿手，為余通夢兩鉤連」，為之傾倒，印象深刻。我與錢先生有通信往來後，曾於1980年5月17日馳函求教：「五丁之典似出水經注，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蜀王信以為真，令五丁拉回石牛，為秦軍開了道。然則五丁應指力士，未審然否？」錢先生於5月29日覆書說：「五丁之典，誠如來諭，鄙意欲言物易鉤通，而心難貫穿耳」，並以八行書寫贈此詩，改「夢鄉」為「睡鄉」，改「蝴蝶莊周」為「蝶適槐安」，改「安得」為「那得」，《槐聚詩存》出版時又將「蝶適槐安」為「枕坼槐安」，將「疏鑿手」改為「開道手」，改「通夢兩鉤連」為「鑿夢兩通連」，一再推敲，臻於完美。
錢先生於1989年之冬劇發喉炎，牽動哮喘宿疾，來信說：「幸醫藥及時，未致狼狽，然奄殢二月餘，亦甚委頓」。1990年後，右拇指痙攣，「舉毛筆如扛鼎，用鉛筆寫亦不能成字，甚矣吾衰」！此後錢先生病軀日衰，常住醫署，未便造訪，但從通訊中，可知他病得很辛苦。他於1994年2月23日來函有云：「去春住醫院三月，臥手術台上六小時，割去左腎（乃Big C），內人陪住醫院，辛勞萬狀，渠身本患血壓、心臟，以此加劇。出院後又逢寓所修繕，椓椓丁丁，晝夜暄擾，如是者又四月餘。現在愚夫婦皆皇皇以就醫服藥為常課，謝絕一切外務」。此1993年3月5日動的大手術風險很大，幸而順利完成。 到1994年7月錢先生因肺炎住院，卻又發現膀胱中有癌細胞，經由激光切除很成功，但導致僅存的一腎，功能衰竭，利用人工腎應急，一個多月後始解除危機，改用「透析」（haemodialysis）法，使腎功能有所恢復，在扶持下可走幾步路。到10月底又因感冒而引發高燒，常在39.4度C，人因而變得極為虛弱，怕吃藥嗆著，改用鼻飼。因用藥無效，只好用降溫墊以物理降溫；體溫上升，就開降溫墊，「現在已一百多天，但燒仍不退」。到1995年4月情況未變，主要是高燒使精神不濟，錢瑗來信說，「如果能連續兩三天不睡降溫墊，則精神就好一些，也有興趣聽我們講講各種事情。最近幾天又在發燒，精神就差一些」。又過了一個月，體溫稍降，「情況還算穩定」，不過「仍十分虛弱」。到了這一年的八月，錢瑗告知：「我父親的情況尚稱穩定，只是每天仍需用冰毯物理降溫」。又一個月後，錢鍾書病情反覆，使家人「體會到什麼是多災多難」，錢瑗在信中說：「前不久，情況有所好轉，有一個多星期沒睡『冰毯』，聽力也恢復了，說話也比以前『活潑』點，對時事、家事也有興趣點了。但也開始有點『不乖』，如拒絕理髮，兩次把鼻飼管拔出來（也許是在睡夢中拔的，拔了一半，感到很不舒服，就乾脆全拔了出來，放在枕邊）。再把管子插進去時，有一次插得不合適，食物嗆進了肺，引發高燒，不得不一天睡三次冰毯，今天總算好些了，不過人又很虛弱了」。 但沒有多久錢瑗也病倒了，於1996年1月18日入住西山腳下的北京胸科醫院，我與內人曾寄卡（get well card）祝她早日康復，並送她「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錄像帶讓她在病中觀賞解悶，她很高興，對她的病仍表樂觀，在信中說：「我住院快兩個月了，自我感覺不錯，下星期又要去檢查（做CT等），看治療是否有效果」。那知檢查的結果是肺癌晚期， 自此再也沒有接到她的來信。他們母女、父女情深，錢瑗得了重病瞞著母親楊絳，楊絳知道後更不敢告訴臥床累年的錢先生，最後還是瞞不住，也免不了刻骨銘心的悲痛。錢瑗於1997年3月4日病歿，錢鍾書於翌年12月19日逝世，只剩下楊絳孤零零一人年過期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