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寧寫了一本以中國金融市場、中國經濟為主題的新書，內容詳實，極具洞察力。書中記述了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考慮到了所有容易為大眾忽視的現實，尤其是它清晰地闡述了經濟中的錯誤承諾和評估，以及這些錯誤所導致的長期後果。本書點到了中國經濟的敏感之處，它會引發全世界的興趣。為何在金融市場對中國驚人的經濟提供支撐的同時，又會引發嚴重的金融問題？為此本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研究案例。
與那些大型國際銀行的國別研究或背景研究論文相比，這本書要好讀得多，因為作者是從更廣和更深的視角對中國經濟的情況做了整體的分析。這是學者研究的視角，其中還包含了行為金融學的內容。作者論述率直，毫無保留。
當今中國從「文革」的貧困進入了偉大與創新復興的時期。但是，並非「文革」時期中國就在沉睡。實際上，那個時期的中國出現了很多杰出的楷模。屠呦呦在「文革」時開始研究，尋求治愈瘧疾的方法。她找到了真正有效的藥物，進行鑒定，並且提取出生物有效成份，並因此獲得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但那時的中國創新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沒有得到金融支持，也沒有聚焦於國際市場。為何中國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情形下，能發生如此顯著的轉變？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課題。
「文革」之後的中國發現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力量，釋放出了巨大的創造力，但同時也收獲了新的問題──與這些金融制度（尤其是尚不完善的金融制度）伴生的特有問題。這些問題對於西方經濟體來說都不陌生，甚至是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已發生過。朱寧認為中國的創新也帶來了錯誤，包括在樂觀投資情緒刺激下產生的房地產的過度建設以及產業的產能過剩。
這本新書在某種程度上跟我與喬治•阿克洛夫合著的《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Phishingforphools：TheEconomicsofManipulationandDeception）類似。我們的書主要關注美國，詳細講述了美國使用越來越加劇的欺騙、賄賂與負面影響的各方面。在美國我們的書招致一些人的憤怒，也許部分是因為有人對號入座，認為我們的批評是針對他們的。
每個國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樣的。腐敗、管制、欺騙問題是人類的基本問題，從來沒有完全解決，但是最後的結果可以變得越來越好。所有的人也都有好的一面，如果環境正確，好的一面就會變得更強大。
中國人似乎特別容易彼此信任，這一點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調查結果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該調查中設計了一個問題：「一般而言，你認為大部分人是可信的，還是認為在與人打交道時要非常小心？」調查者根據被試者的答案，編制了每個國家的信任指數，該指數與回答「人們是可信的」的被試者數量正相關，與回答「你要非常小心」的被試者數量負相關。中國在這個指數上得分很高，在2010－2014年的調查中，60%的中國人認為大部分人是可信的，該比例高於美國，也高於其他任何國家。
研究表明，高信任度是有助於經濟成功的。但正如朱寧的警告，應該確保這種信任被珍視，並且確保那些手操權柄的人不會濫用這種信任，這一點非常重要。如今在中國，我們看到某種程度上許多人相信政府會阻止資產價格下跌，會彌補所有的財務損失──至少從長期來看是如此。為了讓政府在將來不至於發現自己無可避免地要辜負這種信任，政府應該更加清晰地表示，它允許市場在未來下跌，允許投機者與市場對賭以阻止泡沫，它會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護個人免於陷入貧困，而非努力去保證高投資回報率。
為此，就需要政府對市場有信心，對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有信心，需要政府保持獨立，對市場不過多干預。然而如果政府不干預，允許市場崩潰的發生，又可能導致人們削減支出，企業取消招聘計劃和投資計劃。政策制定者面臨這種兩難困境，就像總統面對一個幹得不好的將軍，雖然他表現不佳，但依然需要對他委以重任，因為將軍的部下都信任他，撤掉他可能會有損士氣。不論是何種情況下遇到這種問題，都會面臨困境，政策制定者會發現，要想確定政府舉措對保持信心的影響是非常困難的。任何經濟理論都無法輕松解決這種兩難處境，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心理學或者說是社會心理學範疇的東西，與提高經濟效率的自由市場力量是相左的。
朱寧的書從這個視角審視了中國產能過剩和經濟增長放緩的兩難境地，他認為，中國政府是時候撤回他們對金融資產的隱性擔保、更多地讓市場發揮作用了。他以鮮明的證據指出，在今天的中國，市場應該被給予更多的自由，從而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羅伯特•J•席勒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