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發展研究概述：理論發展與研究方法
王振寰、簡旭伸
一、前言
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顧名思義，關心的就是「發展」，從社會科學出生開始，發展此一概念主要關切的就是經濟發展。理論家所追求的是國富民強的理論和政策方針。早期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相信科學和工業化，可以帶來人類的福祉。而非西方的後進國家要發展，就是學習西方、追趕西方（金耀基，1986）。最簡單可以量化的方式，就是觀察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金額越多的國家就代表越發展和越先進。這個看法一直是當時學界的主流，立基於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隱含的預設是國富了，人民自然也就富裕幸福了。但現今則被批評太過於強調經濟成長，忽略平等、種族、性別、城鄉差距等重要問題。因此，有諸多學者強調另類發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指涉不以經濟成長為優先，發展需要考量人民參與、福祉、社區以及弱勢者的利益（Sen, 1999）。這樣的發展考量，重新定義發展的面向，從以國家為主的經濟發展考量，轉移到個人、社區、參與以及平等為主，且強調發展是要符合人民需要、與大自然和平相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發展（Pieterse, 1998）。
不論是主流或是非主流的另類發展論述，現今都碰到更為嚴峻的挑戰，那就是永續發展的問題。氣候的急速變遷，以及大自然的災害，是當今世界的重大困境，人類如何面對大自然，從災害中重建並建構永續的環境，對科學家或是政策制訂者，都是嚴峻的挑戰（Giddens, 2009）。社會科學家需要用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像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1992, 2006）提出的反身性發展（reflexive development），正可提供我們思辯發展的方向。
本文首先介紹發展研究的歷史和不同學派的辯證；之後，提出進行發展研究時可能面臨的倫理問題與研究偏誤，以及基本研究設計注意事項。再來，討論發展研究的機構建制，包括首先有發展研究機構的英國，以及美國與臺灣等相關發展。最後，將簡介本書的內容及其在發展研究中的定位。
二、發展研究的理論發展
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就認為人定勝天，透過科學的知識可以征服大自然，以工程的力量可以將大自然改造為人所用、造福社會，達到富裕、福祉、自由和平等的境界。這樣的信仰，表現在十八、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知識的起源中，模仿自然科學的定律法則，尋求社會發展規律，以便了解並進而改造社會。社會科學的緣起，因此帶有相當強烈的富國強民色彩，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例如亞當• 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強調只要市場自由，就會使社會自然分工、各取所需，達到國家富裕、人民安康的地步。
經濟學推崇市場力量的理論觀點，在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和政治學有相當多的反省和批判。例如，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自由，只會讓資本家得到自由，卻會造成工人的不自由和被剝削；因此國家必須介入干預市場運作，才可能創造既富裕又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固然推崇理性主義造就西方資本主義，但他也批判現代性造成龐大的官僚體系，使得現代人成為沒有靈魂的組織人。然而，即使馬克思或韋伯對於現代性或現代資本主義有強烈的批判，他們對於現代性能帶來進步和發展的信仰，卻根植在其思想體系中。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典型的代表。馬克思本人非常相信科學，因此他在資本論中，一直尋找資本運作的根本規律，並透過規律探討到達最高階段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
韋伯也相同，他相信理性人是西方特有的，是造成「西方之成為現代西方」這樣高度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因此探求理性主義的宗教起源，且用這假設比較世界各文明，並解釋為何資本主義只出現在西方而不在其他地區。
亞當• 斯密、馬克思、韋伯各自代表了不同發展研究的理論傳統和根源，也就是強調市場、國家、和理性組織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角色，他們的理論觀點影響了後來發展研究的取向，也使得後來的發展研究都承襲啟蒙運動以來的共同信念─對科學力量的信仰，其公式就是進步等於工業化，工業化等於成長，成長等於富裕，富裕等於自由。
這種對現代性的信仰，表現在二次戰後，歐美社會科學界對原先被殖民、但戰後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解釋（王振寰，2009a）。
第一個重要觀點要屬現代化（modernization）理論。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主導了1950 年代以來歐美社會科學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看法，直到1970 年代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興起之後才受到挑戰。2 簡單來說，這個觀點非常強調「發展就是經濟發展」，並且認為要發展就要學習西方的各種制度。這看法隱含西方優越主義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假定社會是二元演化的，是從低度發展的農業社會逐漸演化到以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重要的是，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低度發展，是由於內部社會文化因素所致，包括宗教信仰、儲蓄習慣、工作倫理、和缺乏個人主義的成就動機等。而落後地區的低度發展，因此需要克服某些內在的社會文化因素，才能邁向現代化。這個理論深深影響戰後美國、英國、世界銀行等國際單位對外援助的做法。
具強烈西方優越主義色彩的現代化理論，嚴重忽略西方社會是透過幾世紀的殖民主義，剝削和壓榨非西方社會，才得到富裕，並且造成原殖民地社會在發展上的困難。這項理論的看法，1960 年代之後受到來自拉丁美洲學者為主所建構的依賴理論的挑戰，其觀點也主導1970 年代的發展研究。
依賴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低度發展不是自然狀態，而是由於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而且持續參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分工，更惡化其低度發展。也就是全球核心都會區在財力、人力、組織和政治上的強勢，使得後進衛星區的經濟成為供應都會區需求的附庸，沒有自己發展的動力，淪落為經濟上的依賴關係。換言之，已開發國家的發展與第三世界的低度發展是一體的兩面。進一步來說，他們認為這樣的依賴關係，強化了第三世界國內的階級壓迫，因為經濟的依賴關係，使得這些國家的領導者也越來越依賴先進國家的支持，以武力和經濟的投資來維護其政權和獨裁。因此，依賴理論認為只要持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分工體系內，第三世界很難脫離低度發展的狀態。不過，雖然依賴理論突顯現代化理論的問題，但是也未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導致脫離資本主義未必有利於其發展。這也是1970 年代末期，卡多索（Cardoso, 1979）和伊凡斯（Evans, 1979）以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理論來修正依賴理論的原因，他們認為只要國家機器政策得宜，跨國公司投資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有正面的作用。
這樣的依賴發展理論，在東亞的發展經驗中，得到更多的支持。相對於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戰後的東亞，從日本到東亞四小龍的臺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都在經濟上發展快速。它們並非脫離資本主義，而是利用本身的秉賦條件，吸引外資，並以適宜的國家政策，帶動國內產業和促進經濟發展（王振寰，2003；Amsden, 1989; Wade, 1990）。由於在這些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政策具有帶動作用，因此被賦予一個「發展型國家」的封號。但一方面，發展型國家的特色，就是國家官僚具有決策自主性，而這個自主性是建立在威權政治體制的條件上；另方面，東亞各國威權體制的建立，與戰後美國支持的圍堵社會主義地緣政治有關（Onis, 1991），當1980年代全球開始走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美國不再支持威權體制，而國內的政治轉型邁向民主化之後，這樣的國家官僚自主決策的能力，也就逐漸消失。
隨著全球在1980 年代開始進入新的階段，依賴理論主導的發展研究所強調的第三世界主義備受質疑，因為該理論並未提出替代方案，況且在1980 年代之後，福利國家瓦解、東亞崛起、新自由主義興起，全球化的概念和政策逐漸影響國際組織和各國政策，發展研究進入一個「發展危機」時期（Booth, 1994）。具體而言，與下列的幾個趨勢有關。
……
（詳見全書）
